互联网的诞生，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内容，使人类的生活方式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互联网的繁荣也伴随着随之而来的负面效应——各类网络犯罪层出不穷。为了应对日趋严重的各类网络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设置了一系列关于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但是我国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罪名、犯罪行为、主观构成要件、刑罚处罚等方面的规定仍然存在缺失，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基于以上几点，笔者将对网络犯罪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笔者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网络犯罪的规定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网络犯罪增设的三个罪名，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第286条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第287条之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第287条之二）和修改的两个主要罪名——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力求夯实本次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将探讨网络犯罪中定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探讨相应对策，力图概括、总结最为突出的问题，并有的放矢地提出针对性强的对策。具体而言，主要有四方面问题，第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主观要素“明知”难以证明；第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边界难以界定，如“公民”是应该仅限于中国公民还是应该涵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存在疑问，此外“个人信息”究竟应该涵盖哪些范围亦不明晰；第三，“中立帮助行为”因表面看来很多都是正常的业务行为，所以处罚边界界定难；第四，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属于不作为犯罪，因而必须明确管理义务的来源，但现有法条及司法解释对管理义务的来源规定并不是很明确。主要对策有四：第一，通过司法解释细化“明知”的规定，并利用“推定”的方法解决证明难题；第二，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公民个人信息”范围，个人信息则是指所有人不希望被知晓的，具备法律保护的价值与可行性的个人信息。明确“公民”不仅包括中国公民，还包括外籍公民和无国籍人；第三，通过情节限制、法益衡量的方法界定“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只有“情节严重”的中立帮助行为才属刑法规制范围内，除此之外，还要注意衡量中立帮助行为所带来的社会价值与造成损害，属于正常业务范围之内的中立帮助行为原则上不予刑法处罚；第四，明确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中管理义务的内容，譬如，管理人员要履行登记义务等等。　　第三部分，对现阶段我国网络犯罪的刑罚轻重、种类设置进行实证研究，问题具体有二：第一，网络犯罪的整体刑罚设置偏轻，不利于发挥惩戒、预防的作用，同时，不利于我国司法管辖权的行使；第二，网络犯罪的刑罚设置种类单一，缺乏资格刑的规定。我国目前资格刑只包括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前者因社会环境转变，威慑效力减弱，后者因针对非本国人，适用范围有限。对策亦分为两部分：第一，针对不同的犯罪情节设置不同的刑罚区间，根据法益侵害程度提高网络犯罪的刑罚设置；第二，建构、完善网络犯罪刑罚中资格刑的适用，以期在事前发挥更好的犯罪预防作用。　　希望本研究可以在学界起到抛砖引玉、以待来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