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商贸流通中间行业的近代天津货栈业,其产生和发展与明清以来天津政治、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天津地理位置优越,水路交通便利,至明清时期,己成为漕运之总汇,畿辅之屏障,商业贸易逐步兴盛起来。在此基础上,至清中期,天津货栈业兴起。天津开埠后,进出口贸易兴盛、中外企业出现、交通更为发达,在此条件下,货栈业获得较大发展,在数量、经营商品种类、业务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扩展。“一战”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腹地范围的扩展、人口的增加以及金融业的发展等,天津货栈业迅速发展,并达到繁盛。经营数量大增,业务进一步扩展,竞争激烈,不仅打破了行业垄断,形成内部分工,同时还建立了同业组织,其经济、社会地位也得到大大提高。“七七事变”爆发后,天津被日军侵占,整个华北地区相继沦陷,农村经济破产、城镇工商业萧条,加之交通不便,天津货栈业客源减少、货源短缺,购销困难重重,开始走向衰落。此后历经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建国后的恢复发展,直至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天津货栈业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近代天津货栈业的空间分布接近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便于商品交易之地。而且随着天津商业空间的变化,出现了营业重心的转移,由华界向租界迁移,并形成同业聚集与区域集中的分布规律。因各货栈资本大小及业务繁简不同,其行号规模颇有差距,但整体以中小型货栈为主,且营业设施多不完善,在资金与使用人数方面,具有资金集中、人员分散的特点,行业内部两级分化现象比较突出。各货栈都具备了基本的部门与人事组织,并形成以交易及相关服务为基础的分工负责制,员工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从而保证了商号的正常与高效运转。而且,货栈业的薪酬与福利待遇,兼顾股东、经营者及普通员工三方面的利益,有利于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及发展动力。可见,近代天津货栈业实际上已具备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某些特征。不过,在货栈的人事构成、帮派特色、职员升迁、账簿与员工管理方面又体现出该行业明显的传统特色。随着城市近代化进程与对外贸易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规模的扩大,近代天津货栈业经营商品种类日趋增加,范围不断扩展,遍及大宗商品贸易的各个行业。总体而言,其货源大部分来自华北、东北、西北各地,少量来自华南与西南,销售去向则主要为天津市内(本埠)、外埠、出口三个方向。各货栈都有固定的营业区域与客户对象,所接待的客户主要以同乡为主,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而且因经营商品种类、客货来源的不同,各货栈间又呈现明显的帮派特色。加上货栈内部人员构成上的地缘特色,使近代天津货栈业呈现出强烈的地域与族群集中的特点。近代天津货栈业具有广泛的市场职能,包括中介说合、代客买卖、代客存储、寄宿客商、代客垫款、担保信用与货付等等,形成以委托代理为核心内容的经营模式。而且,随着行业的发展,部分货栈还兼自营购销,成为近代代理商与批发商的合体。货栈凭借其广泛的市场职能,充分介入到商品运销的具体过程,并与各行业、各部门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网络,充分发挥了其连接产销、资金融通、信用担保等强大的市场作用,从而成为近代天津市场上不可或缺的角色,有力地促进了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天津与腹地的经济联系。资本问题实为货栈营业的根本问题。近代天津货栈业的资本组织形式普遍以合伙为主,采取掌柜领东经营的方式。货栈的投资者身份呈现多元化色彩,而以工商界为主,资本构成除自有资本外,往往还吸收各种形式的外来资本,以充实营业资金,方便资金周转。银行号存款、堂号存款、客号存款为货栈资本的重要来源,而对客垫款则为其资本运用的最主要部分。货栈收入多样化,既包括代客交易所收取的各项费用,还有依靠自营购销赚取的批零差价,其中又以代客交易所抽取的佣金、代存货物所收取的栈租、代客垫款所收取的利息为主。货栈的开支则因其营业结构与职能的不同而有别,总体上讲主要包括职员薪金、馈送、日用福食、房租、税捐、及日常杂费等,此外,经营中的诸多风险也增加了货栈的经营成本。货栈的利润分配,都是对其营业纯益的分配,在股东与职员间保持相对固定的比例,并充分参考了职员劳绩情况。其利润主要用于扩大营业规模、充实营业资金。而且,七七事变作为货栈业发展由盛而衰的分水岭,对货栈业的资本构成、运用及其利润分配等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体现出战后该行业发展的相关变化。随着货栈业的快速发展,至民国二三十年代,天津市货栈业同业公会应运而生。其经历了七七事变前、日伪时期、国民党统治后期、解放后直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四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相应地,其内部组织体制,也经历了委员制、董事制、理事制、并重归委员制的发展变化。然而,在公会内部组织设置与运作方面却大同小异,其各阶段的发展变化更多是在政府强力作用下发生的形变。作为一种新兴行业组织,天津货栈业同业公会在其组织设置与运作方面体现了明显的近代特色,但仍有诸多缺陷。它的成立,适应了行业发展的需要,不仅维护了会员的行业发展利益,而且也成为政府管理市场的重要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