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球生产分工体系逐步形成一种新的劳动分工模式,其特点是跨区域、跨国家的链条式生产,学术界将这种分工模式称为全球价值链。中国在此期间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使得经济获得了一直保持长期快速增长的机会并已成为最大贸易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2001年12月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GVC就业人数显著增加,由2000年的1.65亿增长到2007年的2.07亿,涨幅约为25.4%,其中制造业GVC就业增长占总增长的36.2%,可以说中国GVC就业能获得如此快速且惊人的成长,绝对离不开中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享受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好处的同时也意味着在全球经济持续波动的时期中国无法独善其身。从2007年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再到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国制造业受到了很大影响,许多沿海加工外向型企业接连倒闭,中国制造业就业陷入了寒潮。同时,虽然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日益加深,但价值链地位和获取附加值的能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逐渐出现的“低端锁定”问题也让我国制造业对于就业的拉动能力十分有限。此外,随着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逐渐兴起的“再工业化”,我国制造业也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因此,全球价值链这种分工模式是否真的给中国制造业就业带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补充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实,中国劳动力市场也一直存在着大学生就业难和沿海地区“民工荒”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因此如何解决就业该情况也需要不断的探索。就业作为最受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其稳步增长直接关系到人民福祉和社会稳定。因此,如何促进就业增长的同时逐步缩小不同行业、不同技能等级劳动力之间的就业差距,是我国由追求增长速度到追求增长质量的重要体现,更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贸易利益的应有之义。以上的现实需求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视角--不仅关注价值链嵌入后对制造业就业的总体影响,更应思考价值链嵌入对于就业尤其是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本文从这一研究视角出发,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1、对国内外众多学者关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就业尤其是对制造业就业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主要从其发展过程和测算方法两方面展开;参与全价值链分工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从就业总量、结构差异以及制造业就业三方面展开。2、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带来的就业进行测算。这部分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就业测算方法,该方法主要是基于多边投入产出模型,区别于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法(即关境统计方法),从而有效避免贸易统计中的"重复核算"问题,也就能更为准确地度量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取的真实就业增长;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就业总量与结构情况同其它主要经济体进行横向对比,与自身发展情况进行纵向对比;第三部分是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就业结构存在的行业差异进行测算,主要采用了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中国行业差异进行量化,并对中国真正的行业差异来源进行了探究。3、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对全球价值链影响我国就业进行了理论分析后,提出了适当的研究假设并建立了实证模型。通过实证发现全球价值链这种新型的分工模式对我国制造业的就业总量及结构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对于制造业高技能就业有积极作用。外商投资促进了我国制造业总体就业,但对于我国制造业就业结构的优化并没有明显助益,行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我国制造业就业总量及结构都有较大改善。4、对测算结论及实证结果给出政策建议。这部分主要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出发,宏观微观双管齐下,让我国真正实现高端人才充分流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从而真正享受到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就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