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使得人们的正常生活节奏被打乱。对于大流行性质的公共卫生事件而言,不论是隔离还是管控,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防疫工作中来。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在基层社会中,行政村成为防疫工作的基本单元,然而乡村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人员流动、人群分化。面对严峻形势,行政村组织如何发动群众,集合各方资源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在基层的疫情防控中,高度分化的人群面对管控措施的实施会有如何的态度,在不同的态度下又会衍生出怎样的行动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故而成为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选取了位于“悬临”状态下的关中户村为调研点,以村庄疫情防控参与者的身份以及对于公共行动参与者的访谈作为依据,将防疫事件中村内村外两大群体作为具体分析对象。试图探讨为何常年不在村内（在外地）的村民,远离“悬临”的场域,却展现出从个体到群体扩散且行之有效的公共行动。文章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分析了村民们为何在村庄“悬临”状态下,不仅没有自发组成“抗疫共同体”,反而产生了一种“主客观选择悖论”的不合作运动;二是分析在外群体他们如何跨越空间的局限,形成一个临时的“事件共同体”;三是按照行动运行的逻辑选取了推动公共行动发生的生活机会、行动过程中的参与单元和规模、公共行动单元以及两类公共行动的效力层级进行比较,对两类群体行动进行了全景式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从公共行动的生长路径来看,由个体行动而引发成型的公共行动通过生活机会、参与单元、参与规模三大要素的不同互动,形成“无恶”“同善”“他善”三个依次递进的公共行动效力。就治理效应而言,团聚型公共行动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场域内外部可供调配的各类资源,在达成公共利益实现的同时能够切实的提升村庄向心力。面对后疫情时代社会公共连接形式的变化,乡村公共治理需要联结村庄内外部资源转化为有效的村庄公共治理效应。而团聚型公共行动的行动逻辑为此提供了一种借鉴的思路,但是不可忽视团聚型公共行动形成的三个关键阶段:即积极分子的涌现与个体行动的发生、个体行动被公开和组织化赋权以及最终群聚效应显现与联结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