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化时代,西方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采取了很多环境清理与环境美化行动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这缓解了很多地方因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带动及加速了地方的升级与发展;同时,也有一些地方因此发生了低社会阶层人口被高社会阶层人口更替的现象,这被国外学者称为“环境绅士化”。在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快速增加及人类生态足迹的快速扩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日渐突出。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在城乡规划领域,也陆续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政策,如“海绵城市”、“城市双修”、“增绿护蓝”和“美丽乡村”等,这些举措为我国甚至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倡导下,很多城市在更新改造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对生态环境的投资,山体、湿地、森林和农田等资源的开发以及绿道、公园、海滨和河岸等要素的改造建设越来越普遍;此外,随着城市产业升级及对城市存量空间发展需求的增加,很多工厂、垃圾站、废旧机场或小块的废弃用地也成为资本再投资的对象。我国已经出现了较多以环境改善项目为主体的城市更新项目。并且,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中高收入阶层在选择住所时,除了考虑交通、教育、商业配套等因素,生态环境要素也成为其迁居的重要原因,公园绿地和河湖周边成为了热门的居住地。那么,环境绅士化是否在我国发生?这一现象的空间分布特点、形成机制以及效应影响如何?本文运用定量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结合环境正义、地方理论等相关知识,从宏观、中观到微观尺度,探索广州市环境要素及环境要素改善与城市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宏观层面通过公园绿地对社会空间的影响验证了环境要素对社会空间(住房价值与居住阶层)的影响并确定了影响范围;其次,基于宏观研究所确定的影响范围在中观层面通过DID分析识别出产生住房增值效应或阶层升级作用的新建公园,基于其住房增值及阶层升级作用,对比不同区位特征、不同大小以及不同新旧程度的公园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绘制2010年的广州市环境绅士化空间格局;然后,基于“初始案例地-拓展案例地”的访谈与调研,通过扎根理论的方法以“人地关系”为研究思路在微观层面对不同环境要素及周边居住主体进行研究,归纳总结其发生机制,总结得出我国环境绅士化的效应;最后,对国内外环境绅士化背景及过程中的差异进行对比讨论,对人类社会与生态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再思考,并从政府、市场及开发商与专家学者三方角度提出我国相关问题的应对建议。最终得到以下结论:(1)越靠近公园的小区房价越高;越靠近公园的街道高学历人口比例及非农人口比例越高。(2)“公园——住房增值”方面:越靠近市中心的公园越具有房价增值作用;综合公园相对于社区公园更具有房价增值作用;而公园的新旧程度对房价的增值作用影响不大。(3)“公园——阶层升级”方面:越靠近市中心的公园越具有增加高学历水平人口比例作用,越远离市中心的公园越具有增加非农业人口比例作用;此外,高学历水平比例增加与房价增值的耦合性较弱,而非农业人口比例增加与房价增值的耦合性较强。(4)在环境绅士化的“人地关系”互动机制中:环境要素自身的优缺点较大程度影响了居住群体的居住体验;家庭的迁居/购房需求对环境绅士化过程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和企业政策对环境绅士化过程起辅助作用;市场、开发商通过物质空间生产与文化生产引导着社会空间的形成;失所对原住民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环境绅士化对自然与社会两方面的效应,需要基于我国国情对环境政治和生态哲学等问题进行更深度的研究与思考。(5)在环境绅士化过程中,中西方在宏观政治社会背景与微观个体文化选择两个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我国需要高度重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各方面发展不平等与不充分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兼顾生态(自然环境)与文明(人类社会),还需要在兼顾效率与均衡的前提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