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识分子的翻译活动开始引起学界关注,是近十多年来的事。之前有关这一时期翻译的讨论,一般都只涉及严复、马建忠等人提出的译论;至于其时丰富的翻译活动,要么忽略不计,要么一句简单的不忠实就做了概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状况逐渐有了改观。其中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学界由对“五四”现代性的质疑带来的对晚清文学、文化的重新定位;一是翻译研究范式的转移。前者为研究晚清翻译创造了足够的外部条件;后者为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不再讨论忠实与否这一类问题,而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翻译在当时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在这一思路下,本文就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女杰的翻译展开研究,提出以下一些问题:晚清有关西方女杰的翻译是在怎样一种历史语境下发生的?为什么要翻译?选择了哪些西方女杰来翻译?依据什么原则做出的选择?又如何翻译的?和原语中的西方女杰是什么关系?翻译动机和文本实际呈现的内容是否一致?在同益凸显晚清的意义的今天,这一系列问题对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考察晚清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状况有着重要意义。另外,检讨这段翻译史,对妇女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价值。然而,从目前的研究看,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女杰的翻译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妇女史研究领域又多囿于研究视角的限制,将翻译文本当作创作文本在使用。因此,本文拟从晚清知识分子具体的翻译活动入手,以西方女杰传记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其间又集中围绕在当时知识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世界十女杰》一书,考察这十位西方女杰来到晚清的过程,及扮演的角色。在理论上借鉴当代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视角,研究方法上采用总体描述和个案研究相结合。通过译作和原作的对照,译入语文化语境和原语文化语境的对照,试图揭示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女杰形象的建构,和他们面对西方女杰、西学时的复杂反应。事实上,晚清知识分子翻译西方女杰传记,是希望服务于晚清救亡事业的需要。在此一前提下展开的翻译活动,就是一种政治行为,而非文化交流。《世界十女杰》译者也是从晚清局势出发,在经过一系列的筛选、重组后,建构起了译者心目中理想的西方女杰形象。然而,吊诡的是,这些迎合了晚清知识分子各方面需要的西方女杰,却处处充满了矛盾。而这背后折射出来的,正好是晚清知识界接受西方女杰和西学的实际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