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李圭景《诗家点灯》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对李圭景在《诗家点灯》中所隐含的“诗学批评体系”进行梳理与阐释。通过李圭景的成长历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李圭景接受到的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熏陶,绘制李圭景生年年谱,这对于研究李圭景其人及其作品有一定的辅助作用。通过对《诗家点灯》中所著述的内容,按照国家类别、朝代顺序,将诗文批评所涉及到的诗人诗作划入相应的范围,这使得庞大而博杂的《诗家点灯》显得更加清晰、明了,也将会为后人的研究提供相对直观和便利的视觉感受。通过对李圭景其人及其作品的解读,可以提炼出隐含在《诗家点灯》内部的诗学批评脉络和潜隐体系,进而揭示出李圭景儒、道、佛兼收并蓄的思想倾向,但世代奉儒守官的家风却使其更偏重于尚儒。“明道学,纪政事,查民隐,道人善”是李圭景立言立身的准则,因此,其文学思想也渗透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这对于研究19世纪朝鲜半岛诗学有一定的启示和观照意义。通过对《诗家点灯》的深入挖掘,从诗歌的本质论、创作论、文本论、批评论等多个角度具体揭示出李圭景的诗学批评体系,彰显出李圭景关于诗歌本质的认识是言志与缘情并举的理念,“倜傥以见志”和“缘情以为诗”是其诗学理念的鲜明体现。关于诗歌创作,李圭景主张创作构思上诗当触境体物、创作过程中的兴会与妙悟、创作方式上的虚静与物我合一,只有具备以上的准备与心境才能够创作出富有蕴味与境界的诗歌。关于诗歌文本,李圭景倾向于通俗凝练的语言,不拘一格的诗歌体裁,以及清新自然的审美意蕴。在诗评中频繁出现的“清新可诵”等言论道出了李圭景对文本特点与规律的深刻理解。在诗歌批评层面,李圭景强调诗歌批评的主体要广博中正、诗歌批评的客体为自然万物、诗歌批评的方法包括源流批评、对比批评和摘句批评。这些因素共同使得李圭景的诗歌批评呈现出一定的体系化特征。李圭景作为朝鲜朝末期北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诗学思想和诗学批评为当世乃至后来的朝鲜近代化时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既奠定了李圭景在朝鲜诗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同时也使其在东亚诗坛上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