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省吾先生的系列《新证》，在二十世纪训诂学甚至整个训诂学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学界对此还缺乏具体而系统的专门研究。本文以于省吾先生的15部秦汉古书的《新证》为研究对象，考察其训诂体式、内容以及方法，并评判其在训诂学方面的成就与局限。《新证》属于考证札记体，涉及经书、子书等秦汉典籍15种，总共42卷，2309条(2518个句例)，其中考释类2046例，校勘类480例。考释类中分驳非、证是、直接考释、释疑和存疑类，校勘包括校正文和校注文两类。本文重点研究考释类的2046例。《新证》的训诂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于旧注的考察，二是对于词句的考释，三是对于古书文字的校勘。本文从哲学观念、逻辑方法及专业方法三个角度讨论了《新证》的训诂方法。专业方法又分两个层面：语言文字学层面和文献学层面。语言学层面的方法主要是从字形和字音角度揭示字际聚合关系、从文本的角度揭示语词的语义组合关系，文献学层面的方法包括征引传世文献考释典籍和征引出土材料考释典籍。《新证》的训诂成就体现在实践、材料、方法和理论四个方面。在训诂实践上，重新考释了2019个词、191个名物典制、145个词组和1270个句子，多为创立新说，发明新义；在材料上，把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运用于训诂实践；在方法上，继承了朴学传统，并成功地将“二重证据法”运用于古书考释；在理论上，进一步明确了地下材料与地上材料二者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有主辅之别。以于省吾先生为代表的二十世纪“训诂新证派”，据古文字材料和出土文物考释古籍，彻底地实现了训诂学在形训方法上由平面的字形系联到历史源流揭示的转变，这无疑是把传统的形训推进到更加理性的研究道路；通过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将传统语文学的共时研究推进到现代语言学的历时研究。于省吾先生在训诂学上取得的成就，一方面得益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内的学术环境，同时也与其深厚的学养及事实求是的治学精神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