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圈定涉及一系列价格与非价格策略性行为。有的市场圈定行为虽然已有文献研究讨论,如搭售,但鲜有文献在不确定性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有的市场圈定行为,如最惠消费者条款,缺乏文献从纵向合约的角度揭示圈定行为的动机和机制,更未在不确定性分析框架下探讨;还有的新的市场圈定行为少有文献提及,本文选取一种新的非价格策略性行为——操纵成本结构,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市场圈定效应。市场圈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反垄断问题的焦点和难点,芝加哥学派与后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交锋迫使产业经济学家重新思考圈定的理论基础。本文将进一步拓展市场圈定的反垄断经济学研究,以期为我国反垄断执法工作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建言献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反垄断问题层出不穷,市场圈定既包括厂商的一系列行为,也指代产生的长期竞争效应,受到各国政府规制部门和反垄断机构的高度关注。例如,2016年中国“利乐案”的反垄断处罚,以及2019年至今美国对四大科技巨头谷歌、脸书、亚马逊和苹果进行的反垄断调查。2021年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表现出当下我国政府规制部门和反垄断机构对于反垄断工作的重视。国内外市场竞争局势和反垄断规制的现状决定了针对市场圈定的反垄断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需要。迄今为止,大多数产业组织理论和反垄断经济学研究文献以确定性环境为假设前提,然而,现实中的市场经济环境往往是不确定的,本文将放松这一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研究风险异质性下市场圈定的反垄断问题,有利于最终的均衡解以及福利效应更贴近现实。为了探讨不确定环境下市场圈定效应的厂商合约行为,本文聚焦最惠消费者条款、搭售与操纵成本结构三种行为。最惠消费者条款属于价格策略性行为和纵向圈定;搭售与操纵成本结构属于非价格策略性行为,其中搭售属于横向圈定,操纵成本结构属于纵向圈定,后者是一种将搭售与纵向约束合约相结合的B-to-B新型市场圈定行为。三种行为相互联系,分析方法前后关联,结论相互映证。具体来说,首先在最惠消费者条款章节,利用两部制定价的决策模型,将秘密合约中厂商的对称信念和被动信念的均衡解与市场绩效的结果与厂商实施最惠消费者条款后的进行对比分析,阐述厂商实施最惠消费者条款的动机与社会福利变化。然后,通过构建两部制定价的古诺模型和贝特朗模型,厘清了不同类型竞争模型下,厂商的风险分担对象有所不同。研究证明,当存在潜在进入者时,厂商有动机通过实施最惠消费者条款合约达到圈定市场的目的,以此最大限度的攫取垄断利润;不确定性环境下,上游垄断厂商实施最惠消费者条款的积极性减弱了,并且,下游厂商不同的竞争方式决定了风险分担的对象不同,这表明反垄断执法机构判案时,需多方面考察不确定性因素给最惠消费者条款合约带来的激励变化和风险分担机制给厂商和社会带来的市场绩效。其次,在搭售章节,基于数字经济时代厂商竞争特点,构建一单位关键设施和多单位可竞争产品的主导厂商,与潜在进入者相互博弈的三种产品差异化双寡头模型,将古诺、贝特朗与斯坦克尔伯格三种模型的均衡解与市场绩效结果与厂商实施搭售前后的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搭售行为产生的杠杆效应,提高了潜在进入者的进入成本;不确定性环境下,竞争对手受到不确定性环境带来的负向影响,使得原本处于极端风险厌恶状态的厂商更加厌恶风险,愈发扭曲了其市场资源配置;主导厂商利用搭售的杠杆效应,实施搭售行为进一步增加了期望利润盈余,至于期望利润是否变大,还需具体讨论。最后,在操纵成本结构章节,定义操纵成本结构的概念,即主要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厂商利用其拥有关键设施的市场优势地位,将垄断市场产品与竞争市场产品捆绑搭售的同时,通过调节该产品组合各自所占总售价的比例,限制上下游市场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以此达到阻碍竞争的目的,并以此圈定市场的一种策略性行为。而后对“利乐案”进行研究发现,操纵成本结构行为是一种将搭售与纵向约束合约相结合的B-to-B新型市场圈定行为,本章结合对称信念将搭售模型拓展为B-to-B的纵向圈定模型,结果表明,上游主导厂商如果同时生产可竞争产品与关键基础设施,那么可以通过调整两种产品定价所占售价的最优比例,促使下游厂商产生合谋效应,使得上游主导厂商攫取全部的垄断利润的同时,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不会受到影响;上游主导厂商通过实施操纵成本结构行为排挤低效率的上游潜在进入者,产生圈定效应,但可竞争产品的最终产品价格反而低于合谋定价,增加了消费者福利,说明市场圈定行为并不一定都是对社会总福利不利的;而且,不确定性环境下,上游垄断厂商分担了下游市场的风险,这表明在反垄断案件的执法判定时,需要评估哪些是主导企业的风险收益,哪些属于垄断收益,通过估算市场绩效,进而分析市场圈定行为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影响,最终为判案结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