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长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一直吸引着双方主体和相关学者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通过各类规章制度实现对经济运行强干预的同时,也开始强调发挥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企业成长面临的“强政府、强市场”的宏观情境格局。在这种独特情境下,企业发展既要契合市场逻辑也要满足政府规制要求,企业成长与政府干预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特征。如企业对“不合理”规制的“闯关”,企业创新业务在“监管空白”下的发展,政府规制主动调整导致企业多元发展导向间的冲突等。正视这些客观且普遍存在的企业“能动性”应对与政府规制失灵现象,既是探寻中国企业成长路径并揭示“中国式发展”之谜的需要,也为政府改善规制效果并规范市场秩序提供参考。然而,已有研究中的政府规制强制性假设及其延伸出来的企业服从导向的论断,阻碍了对上述独特中国现象的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规制合法性为切入点探讨经济转型阶段中国企业成长与政府干预关系问题。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获取规制合法性?如何解释企业的特定合法化行为?”具体研究过程中,本研究重新梳理了企业实践与已有文献等资料,识别了经济转型阶段三种最具代表性的企业成长与政府规制关系类型,设计并开展了三个子研究:子研究一,关注企业在成熟场域中的合法化策略及其形成机制。转型背景下,政府规制体系调整滞后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两者之间的“断层”问题导致成熟场域中已确立的政府规制体系可能变成阻挡外部企业进入发展的制度壁垒。具备“市场合理性”的企业在政府机构以滞后的规制体系为评价标准的认知中处于“合法性赤字”状态。这种情境对企业的合法性实践带来怎样的影响?研究通过对魏桥进入电力行业、吉利进入汽车产业两个典型事件进行案例研究,从企业实践资料中提炼合法化策略,并从合法化阶段演化中分析策略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成熟场域中,企业采取包含占位、挤、迂回、抓牢等步序“挤上车”式合法化策略不断扩展发展空间,直至获得规制合法性。形成这种策略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来源主体之间的分层关系及其认知演变机制。“挤上车”实施过程中,企业在进入、发展、合规阶段分别获得来自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合法性,来自地方政府的默示合法性和来自中央政府的规制合法性。三类来源主体在制度层次和市场范围两个维度上具有明显差异,从而构成围绕企业活动的嵌套式分层结构,这种分层关系解释了企业为何采取“挤上车”策略。基于这种分层结构,上述三类来源主体在企业活动规模与评价标准的匹配、主体间的差序式认知依赖、宏观情境影响下的认知倾向性等机制下,对企业活动的合法性认知随策略实施而发生演变。子研究二,关注企业在新兴场域中发展创新活动时的合法化策略及其形成机制。新兴国家强调通过创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后发追赶”甚至“弯道超车”,政府对创新的极力支持引致企业创新类活动获得比其他活动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使企业处于“合法性盈余”状态。这种情境下,企业与政府的认知行为异质性对企业合法化实践带来怎样的影响?研究选择阿里巴巴推出支付宝,神州集团推出神州专车,微贷网推出车贷P2P三个典型事件为样本,通过分析案例企业新业务的发展过程,识别企业的合法化策略并提炼基于中国情境的合法化机制。研究发现,新兴场域中,政府和企业围绕如何发展或限制创新活动,以及如何制定和执行规制,形成双重性博弈和互纳式博弈两阶段的互动关系,期间企业采取“赶下车”式合法化策略获得规制合法性。对三家样本企业的创新活动在相应新兴场域中合法化过程的案例研究显示,企业与主管政府机构共同参与了新兴场域正式规制的形成,其过程可以总结为包含包含搜寻、自检、立规、驱赶等步序的“赶下车”式合法化策略。随着步序展开,企业与政府先后进行了包含隐性和显性两个层面的双重性博弈,以及包含规制化和合法化两个流程的互纳式博弈,以确保产生的场域规制既给企业创新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又能限制企业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影响。在两个主体的阶段博弈过程中,“合法性盈余”在提高政府包容性,延缓政府限制,推动企业行为规制化,加速政府赋予企业合法性等角度,参与了企业创新发展与政府干预的互动过程。子研究三,关注场域中在位企业如何回应政府主动变革规制的问题。转型阶段政府主动变革意识与市场经济拉动导致政府规制频繁变革。同时,由于制度体系不完善、“压力型体制”、发展不平衡等原因,转型阶段的中国普遍存在政府政策“执行梗阻”问题。频繁变革与“执行梗阻”削弱了政府规制的权威性与强制性,这种情境下,在位企业如何应对政府规制变革问题?研究选择大机车与“提速重载”,一汽与“自主创新”,魏桥与“限产压锭”三个企业发展与规制变革的典型事件为样本,探讨企业在规制合法性与绩效双元目标驱动下的应对策略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采取差序式服从策略应对政府规制变革,而这种策略对规制合法性与绩效最大化双元目标的获取,受到制度压力、市场倾向、能力结构三维度情境的影响。具体来说,政府主动变革场域规制使在位企业面临重获合法性与维持已有模式的路径冲突,在双元目标驱动下,不同企业从包含服从型、象征型、拖延型的差序式服从策略中选择适合的应对方式。研究基于企业、政府、规制内容等情境因素提炼出制度压力、市场倾向、能力结构三个情境维度,三者各自的程度变化影响某种服从程度的策略对双元目标的获取。其中,当三种维度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整合在企业最终决策中时,后两种维度的影响效果对制度压力的影响效果存在增强、削弱或替代效应。本研究对合法性理论,政府规制研究,中国情境化研究等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对规制情境下的企业成长及政府制定或调整规制体系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