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卞之琳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作为30年代新诗现代主义潮流中的代表人物,卞之琳的诗歌观念和艺术追求的最大特色,就是对非个人化抒情方式的探索与开拓,这也是他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本文从“非个人化抒情”入手,一方面分析卞之琳诗歌现代主义的理论内涵和客观性的美学特征,另一方面结合诗歌文本,深入探讨促使非个人化抒情效果生成的诸种可能因素和自觉策略,期待新的视野能够拓展其诗歌的文本内涵及其意义。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主体部分共三章,分述知性、意象、戏剧化三种抒情策略,三章呈并列关系。第一章探讨知性与“非个人化抒情”的关系。“知性”是指诗人在诗歌创作及文本构成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偏重知性思考的特征。卞之琳诗歌在知性的追求上,强调知性与感性的融合,抽象思辨与哲学玄想的表现,注重“经验”的传达和“思想知觉化”的策略,以机智、反讽、悖论等手段,导致对传统抒情的放逐,形成客观的非个人化抒情效果。第二章阐明意象与“非个人化抒情”的关系。“意象”不直接抒情,而以“客观对应物”的承载蕴藉来间接地传达诗人的情感。卞之琳诗歌在意象的表现手法上,可分为描述性、隐喻性、象征性三种层次类型,随着诗人主体情感隐藏的逐渐深入和观点理念的不断开掘,客观暗示性效果递增,诗作客观的非个人化抒情效果也呈依次强化的趋势。第三章分析戏剧化与“非个人化抒情”的关系。“戏剧化”是指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卞之琳诗歌除在遵循戏剧性表达原则以外,还运用了多种具体的戏剧化手法,如戏剧声部、戏剧情境、戏剧场面、戏剧结构,以其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促成了诗作客观的非个人化抒情效果的生成。在论述上,本文以抽象的理论梳理与具体的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在揭示卞之琳诗歌“非个人化抒情”策略整体面貌的基础上,重点考察这些策略与非个人化抒情效果之间的因果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