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表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是对三代信仰崇拜的综合分析。夏道,尚无从探究。但就殷商、西周信仰崇拜的比较,有殷墟甲骨文、周原甲骨、西周金文和更多文献史料的记载,可以证明这一说法是符合史实的。殷商一代以“帝”作为至上神来崇拜。“帝”拥有广泛的权力,他不仅司掌自然界的风云雷雨,且能够主宰人间灾疾祸福。随着文明进程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祖先神崇拜的普遍随之取代了至上神“帝”崇拜的普遍,人王的概念逐渐清晰且凸显。周人以蕞尔小邦一举克商后,推出本部族的“天”作为至上神加以尊奉。为了利于对商遗民及受商人影响较深的方国、地区的统治,周人在推行其尊天思想的同时,仍允许原有的对“帝”的崇拜与新近推行的对“天”的崇拜暂时并存,以此争取受尊帝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们。商时每事皆卜,神旨决定一切。西周继承并改造了殷商的至上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传统,发展为明德保民的政治伦理和天赐民彝的宗法道德。总之,商周信仰崇拜从自然力的神化转向社会力的神化,宗教色彩淡化而理性、伦理色彩加强,神权与王权相互制衡,其表象之后蕴含着深刻的原因。本文通过将商周两代所信奉的对象置于动态系统中加以比较考察,呈现出商周这一历史阶段神权信仰的赓续性与剧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