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主要运用结构-重点比较法，结合方法-目的分析法，从国家利益角度，对冷战后期以来中国处理中美外交危机进行了研究。　　论文认为，外交危机是指对国家重大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国际危机。国家重大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国家尊严、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严重损害”意味着某个重大利益受到的损害是实质性的，且受害国认为无法容忍。　　论文认为，中美国家利益具有相容性，这是两国可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中美国家利益又具有冲突性，这是两国关系麻烦不断的主要原因。维护共同利益，搁置冲突利益，努力寻求利益的汇合点，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建设性途径。　　论文通过对中国处理北京政治风波、李登辉访美、炸馆事件和撞机事件的分析，认为中国在处理冷战后期以来中美四次外交危机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总体上维护了国家的重大利益，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沟通不畅，在国家尊严和原则是非等问题上过于突出以我为主。　　论文透过中国处理中美外交危机，总结了中国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的“三大意识”，即“大局意识”、“原则意识”和“中和意识”。大局意识决定了中国外交注重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国家的稳定，原则意识决定了中国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中和意识”则体现在中国倡导国家间“和为贵”、“和而不同”，强调对外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处理对外关系要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在国际事务中“不当头、不扛旗”等思路。　　论文认为，进入21世纪，北京政治风波这一类因为两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同使得美国认为中国处理国内问题不当而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重大行动，以及因中国出兵支持邻国抵御外敌进攻或支援民族解放运动而引发中美外交危机的情形不会出现。未来中美发生外交危机的可能情形包括三种，即:突发事件;因美国政府邀请台湾领导人访美和向台大量出售先进武器，中方做出强烈反应;因为中国阻止台湾独立的事态而导致美国的军事干预。论文建议两国政府加强预防危机的机制建设，加深对对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理解，相互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将可能引发外交危机的重大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并就避免可能发生的危机特别是美国卷入台海争端的情形达成某种默契，以减少误判导致危机发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