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叙事能力代表了中国叙事文学自战国中期至公元前二世纪的连续进展。这种进展不但体现在纪传体的创造,更体现在叙事手法和叙事技巧的提高以及叙事观念的演进。《史记》开创史书体例被后代正史所继承,其整合叙事的方式则在《汉书》中有较大的改变。通过降低《史记》叙事更为个人化、故事化的色彩,《汉书》创造了记录官员生平的典范模式,并被后世正史依循。本文利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全面分析《史记》、《汉书》叙事模式的特征。通过对文本形式的分析,揭示作为优秀文学作品的《史记》、《汉书》的文学特征,及其产生文学效果和操纵文本意义的方法。此外本文还利用传统文献学方法,还原作为“文本制造者”的司马迁和班固所面对的文本环境,以揭示中国叙事文学和历史编纂从战国至东汉初期的实际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比分析了高丽时代朝鲜史学家金富轼依照中国正史体例编纂的史书《三国史记》的思想特色和叙事特征。《三国史记》是朝鲜出现的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与日本、越南的早期纪传体史书相比,它的体例较为完备。它代表了东亚汉文化圈各国接受中国文学和史学的一种典型。与中国正史叙事模式的异同体现出朝鲜接受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宣扬自身的民族意识。本文所采用的叙事学理论主要来自托马舍夫斯基、托多洛夫、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以及米克·巴尔。史学理论主要来自洛克伍德和海登·怀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