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某些特定的时期(如明初推行朝贡体制,郑和下西洋),我国陶瓷的大规模海上输出主要是通过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进行的,它的兴衰直接受到不同时期的政府对外贸易的态度影响,或开放和宽容,或限制和排斥。因此,我国瓷器的海上对外输出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外销瓷既受到自身生产水平的限制,同时也受到同时代海外贸易政策等外界因素的影响。瓷器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大发明,在对外输出的活动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东南亚作为古代中国瓷器外销的重要市场之一,中国瓷器对当地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当前较多的著作、论文只是关注某一个方面,而对中国古外销瓷与东南亚陶瓷发展关系较少涉及或只是蜻蜒点水般提及。全面对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陶瓷文化交流情况的研究较少,尚有较为广阔的空间。本论文结合海交史、中外关系史等内容,从美术考古与艺术史的角度,并吸收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等多种资源对中国古外销瓷与东南亚陶瓷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即是结合不同历史背景,从多角度对古代中国不同时期外销东南亚的陶瓷及对东南亚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性探讨。本论文着重发掘中国外销瓷对东南亚制瓷工艺方面的影响,试图解读我国外销瓷与东南亚陶瓷之间的关联。通过对不同阶段特征的归纳,找寻古代中国瓷器外销东南亚,对其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背后所体现的历史、经济、文化因素。同时,以各个历史朝代为界限,通过对陶瓷考古资料的综合整理和研究,对我国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外销东南亚的陶瓷情况进行相对全面的梳理。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唐、五代,是中国陶瓷外销东南亚的第一个高峰期。早在汉时期,中国产的陶瓷器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已被带到了东南亚。国外虽出土了不少唐以前的中国瓷器,但是这并不是有意的贸易行为所致。唐朝开始,陶瓷开始有规模地输出东南亚,为东南亚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并与当地社会的出生、结婚、死亡等重大事件有密切联系,深受当地人们的欢迎。9世纪前后创烧的高棉陶瓷的烧制技术是多方影响的结果。在东南亚一些深受印度教影响的古寺庙、古佛塔的浮雕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与高棉瓷器形相似的器物。而中国陶瓷在9～10世纪才首次大量涌入东南亚。高棉瓷的起源很可能是受到印度的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古代中国先进的制瓷工艺,最终烧制出具有高棉文化的高棉瓷。宋元时期,是中国陶瓷外销东南亚的第二个高峰。宋元政府对海外贸易持支持的态度,在各方有利条件的推动下,中国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宋元两朝海外贸易的重点市场是东南亚,中国陶瓷的输入进一步改善了东南亚地区的物质生活条件。陶瓷的外销活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港市的经济及中国东南沿海窑业的发展。虽然,东南亚的越南、泰国陶瓷与中国磁州窑生产的瓷器风格相似,但是越南在10世纪独立后,大量输入中国陶瓷的同时也开始独立制作具有地方特色的陶瓷,而泰国素可泰窑受高棉瓷的影响而创设的可能性更大。当然越南与泰国窑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中国宋元时期磁州窑等窑口的制瓷技术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明代初期,中国瓷器外销对东南亚陶瓷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明初推行海禁与朝贡政策,中国瓷器的外销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明初中国陶瓷供应不足促使东南亚一些国家大力发展本国的陶瓷业以填补市场需求的缺口。但是由于他们的陶瓷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在制作的过程中经常模仿中国陶瓷或聘请中国工匠进行技术指导。因此东南亚陶瓷无论在造型、纹饰、釉色还是窑炉结构和装烧方式上,都与中国瓷器非常相似。随着技术的成熟,东南亚当地陶瓷的生产也融入更多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活和文化思想等因素。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初,越南烧制的陶瓷,越南化风格进一步加强。虽然大多纹饰仍借鉴于13-14世纪元末明初景德镇青花瓷,但在器形和纹饰细节上还是有所区别。这个阶段的越南陶瓷不再是中国陶瓷的附属品,而是在整个亚洲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市场都占有一席之位。泰国宋加洛青瓷的创烧受到龙泉窑青瓷的影响,其装饰及器形等与浙江龙泉青瓷相似,但其窑炉结构、窑具等又与中国南方窑系不同。云南与越南两者均在景德镇青花瓷的影响下烧制出具有当地色彩的青花瓷器。两者是平行发展的关系,在互相交流中互相影响。明末清初,是中国陶瓷外销的黄金时期,中国外销瓷重新主导东南亚的市场。明末清初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隆庆开海、康熙开禁和西方商人东来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使中国陶瓷外销活动的复苏。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瓷器贸易大大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普通民窑粗瓷的发展。同时,欧美市场的巨大需求推动了明清时期陶瓷业的创新,除典型的中国传统器物外,还有按照来样订制的以适应欧洲生活习俗的瓷器,带有消费地浓厚的文化色彩。而中国陶瓷的全面复苏,使得越南、泰国等地的陶瓷外销市场日渐缩小,只能以满足当地需求而生产。文化交流始终是双向的,中国陶瓷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过程中,与当地的文化、社会习俗、宗教信仰融合,促进了东南亚陶瓷文化的发展。而中国陶瓷在被效仿和学习的同时,也吸收外来文化因子,并以各种形式融入在我国悠久的陶瓷发展历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