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是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由李鸿章奏请清政府创办的第一家民用股份制企业，企业兼具传统与现代双重性质。由于受到当时特殊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影响，招商局企业的发展历程极为曲折，这集中体现在招商局的官商关系方面。通过对招商局官商关系的研究，即可发现以下问题：第一，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帝制时期实行的“国家专营”体制不仅催生出传统的官商经济模式和“官商合一”的历史传统，也为招商局官商关系的形成提供了路径选择。第二，在招商局融资窘困的背景下，李鸿章和商人团体出于相互的需要，促使轮船招商局官商关系得以连结。但是，二者在利益目标的本质上并不一致。第三，由于官商之间利益目标的不一致，相互间的博弈推动着招商局官商关系发生嬗变，并经历了磨合与貌合神离（1873—1884）、翻转与若即若离（1885—1902）、渐行渐远与离异（1903—1911）三个阶段。招商局官商关系深受企业内外政经环境、企业自身资本结构以及企业内部的宗派竞争等因素的影响。第四，招商局“商办运动”作为典型案例，集中反映了权力与资本间博弈的情形。招商局“商办运动”形式上表现为官商争夺企业的控制权，深层次体现在权力与资本间的博弈。但是，官商博弈更深处的逻辑起点却是国家因为“财政饥渴”而对企业进行的以“行政效率”取代“经济效率”的政治现实。第五，招商局官商关系弊害的根源在于招商局继受了帝制时期官商传统的基因，并在中央集权的架构下得以复制和强化。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招商局法无定规，权随人转，一切都在企业的管理、业务的延伸等旗帜和名义下进行。企业主管者有着极大的随意性，缺乏必要的制约；虽然，招商局一再强调收回利权、分洋之利、振兴商务，但一切又是以政治实力较量和权力权谋为依归。招商局的章程和形式虽是模仿外来的、现代的，但是其实际的运作、内在的运行机制、潜在的规则及其社会文化土壤则完全是本土的、传统的。因此，招商局呈现之病理亦为洋务运动之病理，二者在根本上是“同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