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新旧动力转换的新阶段,挖掘新增长潜力成为关注热点,也使得传统经济增长研究框架扩展至经济增长部门和组成部分协同作用役使整体系统演变的系统论视角。本文主要针对“何为协同”—“协同如何产生”—“协同效果如何”—“该怎样协同”四大问题进行层层递进的系统性分析,构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概念解读—区域经济协同驱动机理分析—区域经济协同增长机理检验—区域经济协同实现路径制定的基本研究框架,分别进行相对应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系统论证协同能否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路径,挖掘经济增长新潜力,为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增长新路径提供实践指导。首先,解读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内涵,并从协同驱动机理和协同增长机理两方面阐述其运作机理,为实证检验提供理论支撑。协同驱动机理是前端作用机理,反映协同产生于何种驱动机制,主要指区域比较优势、区域经济联系及区域产业分工三大驱动因素在单独作用于区域间协同互动产生单驱动效应时,还存在两两交互作用下的多驱动效应,叠加产生协同驱动效应,决定系统效率,进而影响协同增长效应。协同增长机理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末端效果检验机理,揭示协同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内向协同增长效应和外向协同增长效应。内向协同反映大区域内部子区域间的协同对大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依据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和结构红利假说,内向协同可能通过引导空间资源优化配置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外向协同反映某子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协同对自身经济增长的影响。依据集聚经济理论和循环累积因果论,外向协同可能仅有利于发达地区吸引要素集聚促进经济增长,并产生循环累积效应,持续保持相对发达的经济水平。其次,探索性构建了契合协同内涵又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效率增值模型,并进行实证测度,为实证检验提供基础数据。达成共识的测度模型缺失是制约相关研究推进的关键原因。本文基于“1+1>2”的协同内涵,创新性尝试用各子系统依托协同整合为大系统后高出各子系统单独运行的效率增值部分表示协同,据此称为效率增值模型。具体步骤为效率增值的数学表达—效率增值的去均值处理—基于效率差等价的协同转换—系统运行效率测算。测算对象为我国285个城市组成的40470个城市对子系统,研究期为依据数据可得性和行政区划变动可选的最长跨期2003-2015年。测度结果显示,我国整体呈现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协同辐射网络,协同网络密度呈现“强-弱-强-弱”的波动性变化,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重大冲击及基本面变化的时间拐点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效率增值模型的可靠性。城市维度向省域维度的数据转换后显示出东-中-西梯级差异凸显、协同等级跃迁趋势明显等空间演变特征。再次,实证检验内向协同增长效应和外向协同增长效应,并结合协同驱动效应探究形成该协同增长效应的内在根源。结果表明:(1)内向协同增长效应以有序效应为主,区域间的协同互动可带动跨区域要素有序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大区域经济增长。内向协同提升10%,将促进整体经济增长2.7%,且无论是东部内部、中部内部、西部内部城市间的协同,还是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中部与西部城市之间的协同,对整体经济增长的作用系数均显著为正,充分论证内向协同对大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揭示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能显著带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2)外向协同增长效应呈现地区差异,仅在东部地区呈现正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呈负效应,表明偏向效应占主导,协同仅有利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区域间的协同互动更有利于发达地区吸收要素流入,通过集聚效应促进自身经济增长,并产生循环累积效应持续强化该协同增长效应,而欠发达地区则由于协同带动的要素流出制约自身经济增长,并陷入恶性循环累积发展。由此揭示,东部地区的外向协同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或导致了中西部地区的外向协同负效应。(3)两组结果对比分析表明,内向协同显著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外向协同则整体呈抑制效应,揭示总量上发达地区通过协同获得的经济增长正效应能弥补欠发达地区抑制自身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从而实现一方收益、一方损失的整体收益增加,内向协同增长效应恒为正。但数量上广大腹地的中西部地区均属效益损失方,使得外向协同对经济增长整体呈现负效应,即少数地区的总收益可弥补多数地区的总损失但无法改变受益面窄的困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国协同运转效率较低,尚未实现区域共赢,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仍有待推进。(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协同驱动效应以分析造成外向协同增长效应地区差异的内在根源。结果显示,两大驱动因素区域比较优势以及区域产业分工的作用系数在中西部地区均显著为负,在东部地区的负效应则不显著,表明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弱、产业分工差的制约较突出,已显著阻碍其协同运转,致使协同增长效应为负。东部地区虽也存在类似问题,尚未构成明显制约。揭示外向协同增长效应地区差异的内在根源为区域比较优势与区域产业分工两大协同驱动因素所产生的协同驱动效应差异。最后,阐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针对实证揭示的问题提出强化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增长动力的政策建议。内向协同增长正效应表明应加速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以推动宏观经济增长,可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样本建设以及分类指导各区域差异化选择“飞地合作”式、“中心-腹地”式、“省际毗邻”式或“省内城际”式实现路径两方面实现。外向协同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表明应加速推进东部“反哺”中西部,促进区域共赢,但应合理选择不以限制东部为代价的“反哺”方式。控制变量的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和市场分割显著阻碍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建议政府通过“放”审批、“管”监督,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并实施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联动改革,从根源上破除资源配置的制度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