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乡村叙事是“五四”以来乡村叙事创作的一个高峰,它在《讲话》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美学范式,树立了文学写作的方向,形成了乡村叙事的延安道路。乡村叙事的延安道路体现了以农村、农民为表现对象,突出其在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赞美、歌颂其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的写作观念和价值导向,并直接影响到建国后三十年间的乡村叙事的创作。直到八十年代,受“文革”影响,乡村叙事的作家们开始集体“反叛”,大量吸收西方文艺思潮,创作出与延安道路下的乡村叙事截然不同的作品。九十年代以来至新世纪,乡村叙事逐渐失去一种方向,失去一种贴近民间的精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震云、阎连科、刘庆邦的创作为新世纪乡村叙事创作带来了很好的启示,他们对于底层、民间的关注体现了延安道路的价值观念,而对于新形式的探索,对问题的关注又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时代性。这种对于延安道路与新世纪乡村叙事的结合的创作经验,为新世纪乡村叙事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而具有转机的意义。第一章是对延安乡村叙事形成以及延安道路进行一个梳理。以《讲话》为界,分别梳理“五四”至《讲话》以及《讲话》之后乡村叙事的表现,指出延安乡村叙事美学范式的形成以及建国后三十年对延安道路的实践。第二章分析乡村叙事的延安道路在八九十年代的“裂变”以及新世纪的表现。由于“文革”的不良影响,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以及改革开放的提出、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叙事不断的求变,然而却对农村、农民缺乏一种深入的关注,作品显得没有方向和力度。第三章则是本文的重点部分,通过分析刘震云、阎连科、刘庆邦三个作家的作品,指出新世纪乡村叙事的转机之处。刘震云对底层的描写将“革命视角”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阎连科对乡村的叙述则交织了民间意识与揭露批判;刘庆邦在对城乡的书写中,对人性加以披露,但同时对“理想家园”持有一种想象。结语部分则对全文再次作出总结,指出延安道路在新世纪的乡村叙事创作中依然具有其生命力,并可以与新世纪乡村叙事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