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杨必译本是翻译经典,而杨绛为修润杨必译本推出《名利场》“点烦”本。且杨绛《堂吉诃德》译本的“点烦”效果,在中国翻译史上引来激烈的批评,包括删减和误译。基于此,有必要分析杨绛《名利场》“点烦”本效果及必要性。笔者从原文语义、英汉语言差异、汉语词汇特点与衔接效果和翻译美学效果对比分析杨绛针对《名利场》杨必译本修润之处。发现基于原文语义,杨绛减少了杨必译本的语义累赘;基于英汉语言差异,减少了欧化痕迹;基于汉语词汇特点,简化了复音词;基于衔接和翻译美学,进一步重现了原文的衔接和美学效果。杨绛删减语义累赘,有利于进一步重现原作意义。而欧化痕迹是“音素”语言英语对“非音素”语言汉语的影响,主要包括:“系表结构”和结构助词“的”。杨绛减少此痕迹,进一步用更纯正的汉语重现原文意义及表达方式。复音词指两个音节及以上的词汇,笔者发现,杨绛基于汉语表意特点,用复音词相应简化词汇,进一步重现了原文表达效果。此外,杨绛通过优化语法衔接、主位意义及搭配效果进一步重现原文衔接效果。并且,杨绛注重审美“时尚性”、审美“感知”以及审美“情感”。基于审美“时尚性”,将相对过时的表达转换成现代表达方式。而基于审美感知,杨绛主要注重重现原文的视听美感,用四字词汇代替杨必译文表达方式,以及将杨必译本静态效果转换为动态效果。基于审美“情感”,杨绛进一步重现了原文的情感传递。《名利场》“点烦”本效果离不开语言发展的历史背景及杨绛自身多重身份。现代汉语自“五四”运动后大量欧化,“去欧化”持续时间长。且随时代进步,旧式表达已被新式表达取代。杨绛不仅是翻译家,也是外国文学研究者及作家。作为翻译家,其专注于“流浪汉小说”翻译,译文主题和风格与《名利场》相同。除翻译实践,杨绛在自己的文章和《名利场》“点烦”本《前言》中都强调了翻译过程中的“点烦”用于减少繁冗表达,以及从更全面的角度(例如衔接层)修润译文且进一步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及作家,其创作与文学评论为翻译《名利场》和修润译文奠定了良好基础,使其深谙原作表达效果。基于此,杨绛《名利场》“点烦”本是杨必《名利场》译本的修润版本,进一步体现了文学效果。作为第一次对比研究《名利场》杨必译本及杨绛“点烦”本,本研究通过详细分析杨绛如何提高翻译,体现了翻译修润的价值。此外,本研究可成为修润翻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帮助学生译者形成合理的翻译观,并更多地关注修润翻译的重要性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