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时代”和“调整时期”的政治对文学的控制有所放松,其文学凭借艺术的渗透性和拓展力造成了文学一体化进程中的缝隙和另类空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文学代表了“十七年”文学处于政治夹缝中生存的最大限度,研究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从文学史的角度把握、认识乃至评价“十七年”文学。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四部分,即“百花时代”和“调整时期”的文学背景与这两个时期文学形式的三个方面：叙事、文体、语言。第一部分：概括论述了“十七年”文学的生存环境以及“百花时代”与“调整时期”文学发生的背景。第二部分：以“百花时代”的短篇小说和“调整时期”的历史小说为例,运用叙事学的有关知识分别对之在叙事情节、人物以及叙事视角等方面进行分析。在情节上,“百花时代”以“干预生活”为叙事立场的小说,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以“歌颂”为主调的叙事成规,呈现出相对的丰富性。首先以“揭露社会矛盾”为主题的小说表现为情节的复杂多样,即事件的逻辑发展并不全是朝向“正义可以伸张”的良性方向发展,结局也并非是“花好月圆”式的“正义得到了伸张”。情节有着多维的发展方向,既可以向着正义能够伸张的良性方向发展,也可以向正义不能伸张的恶性方向发展。结局可以是正义得到了伸张,也可以是正义得不到伸张,多样的情节设置(尤其是“恶性”的发展趋势在文本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学向自身复归的努力；其次,有关爱情叙事的文本在情节的表层上延续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即“花好月圆”式的光明结尾和“革命+恋爱”模式。然而透过文本的叙事缝隙,我们却能够解读出置于情节深层里的另外的模式,即“喜新厌旧”的三角恋爱模式和恋爱叙事比例增大的革命／恋爱模式。这种聚焦于个人情感的叙事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上的不和谐音,召唤着人性、人情的复苏,也某种程度上昭示着文学在该时期的生存限度。最后,“调整时期”的历史小说在情节上主要是选择主人公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际遇作为故事的叙事模式,这些历史文本不约而同的选取了与“调整时期”相似的政治、社会环境,表现出对现实的殷忧和焦虑,这种情节模式的选择,本身就偏离了主流叙事基调而显示出极具个性化的个人化叙事,这种叙事立场借助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曲折的表露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传达出知识分子久已压抑的心声；在人物方面,“百花时代”以“干预生活”为叙事立场的小说突破了主流叙事中的“敌我”二元对立的人物设置,人物的类型和性格相对丰富饱满,而“调整时期”的历史小说则出现了各种士大夫形象,借以传达出为当今知识分子所激赏和追怀的传统士大夫精神,深蕴着对主流叙事话语的拒斥；在叙事视角方面,“百花时代”无论是以“揭露社会矛盾”为主题的小说中的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还是爱情小说中的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都不同程度的表达了个体性的观点态度和情感体验,传递出个性化的是非爱憎。通过上述三方面的分析,揭橥了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叙事都不同程度的显示出突破和冲击主流叙事成规的努力,标示着这两个时期文学生存的限度。第三部分：对“百花时代”和“调整时期”的部分文体即“百花时代”的诗歌和戏剧,“百花时代”和“调整时期”的散文和杂文等进行了论述,总结了它们各自的特点：“百花时代”的诗歌“复兴”主要体现在作为抒情个体“我”的回归；戏剧主要是迥异于主流工农兵文学的“第四种剧本”的出现；而散文和杂文虽然在这两个时期都出现了短暂的勃兴,但也存在着这两种文体的差异性,如“百花时代”的散文“复兴”主要体现在思想的无所拘束,率性而为,笔气纵横等,“调整时期”的散文“复兴”主要体现在有节制的真情流露和技巧性的借鉴、探索和尝试上,以此来掩盖精神创造上的苍白。而杂文主要探讨了“百花时代”的批评性杂文和“调整时期”的知识性杂文的特点和不同,指出杂文的时代意识决定了杂文风格的迥异。通过对上述文体特点风格的探讨,论证了这两个时期的文体较“十七年”其它时期具有更多的文学质素,凸显出文学向自身有限度的复归,显示着文学生存的限度。第四部分：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探析了“百花时代”和“调整时期”的文学状况和特点。首先对“十七年”文学的主流语言进行了研究界定,以作家柳青的深入生活、自我改造之路为个案,指出并说明了主流文学语言的生成机制乃是政治权力话语、民间大众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相互纠结、渗透、整合的结果,并最终形成了一种转述论证式的文学语言。(转述党的政策和意志,并用选择性的群众语言加以论证)。在随后对“百花时代”和“调整时期”的文学研究中,分别以短篇小说《红豆》和历史小说《广陵散》为个案,从文本中的人物语言及叙述语言两方面对之进行了解读,对于这两个时期所留存的知识分子话语的特点加以辨析,进而指出小说《红豆》中“被追忆的叙述者过去正在经历事件的叙述语言”和历史小说《广陵散》中的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受主流文学语言的影响较小,分别代表了“百花时代”和“调整时期”文学中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话语的本色,显示出与主流文学语言的迥异性,从而昭示出这两个时期文学生存的最大限度。全文主要从文学形式的三个方面即叙事、文体和语言对“百花时代”和“调整时期”的文学进行了分析研究,探讨了这两个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时期,文学生存的最大限度。而文学有限度的生存态势恰恰是无法逃避政治受到政治宰制的结果,尽管在这两个时期政治姿态相对开明。研究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并对之作出客观中肯的评价,有助于我们尽可能的贴近与政治纠结在一起的“十七年”文学,并对之作出最大限度准确的想象、描述、呈现和评价。事实上包括“十七年”文学在内的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精神的深层延续。“是由五四新文学孕育的、有着五四的血脉却又是与五四不同的新的主体。至于新时期的“开放文学”,也同样如此。”①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使得“百花时代”和“调整时期”的文学研究成为可能,而其研究意义也因此彰显：探寻使五四新文学精神在曲折中得以延续,使新时期文学得以蔚为大观,使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成为完整自足的谱系的真正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