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角度研究国际贸易的发生、变化是近年来的一个新命题,制度作为一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规则,是人们意志的外化,它对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开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且这种作用已经开始并越来越多的被实证经验证实。文献研究表明：制度可以影响经济的生产效率、控制道德风险,降低贸易中的交易成本,良好的制度还可以鼓励创新、吸引优质资源,有助于获得比较优势。现有的实证大多研究制度在国家层面上对国际贸易的作用,均得出了好的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开展国际贸易的结论。但是从区域层面上研究制度因素对一个国家内部出口影响的文献非常少见,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我国区域角度,分析不同的制度水平对中国工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30多年间,中国GDP增长了一百五十多倍。然而,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省份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享受了一系列优惠的政策支持。从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中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对待”,到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为经济特区,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东部地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中攫取到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并积累了发展经济的经验,为其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优惠的政策给了东部省份发展的契机,政策通过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程度等快速转化为生产力,总体提高了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促使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出口贸易也不断扩大。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巨大差距也是在这一时期埋下了基础,即使现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也都具备了对外开展国际贸易的能力,且出口贸易额也相当可观,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想要追赶东部地区的出口水平尚有较大的距离。由此不难看出,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出口贸易的作用不可小觑。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三大区域的出口制度进行量化,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在充分利用宏观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制度因素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从制度对三大区域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两个层面,探究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对不同制度水平下的制度构成因素的依赖情况,以期为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和贸易出口差距,提升贸易出口额、改善产业结构提供意见和建议。本文内容共有五章,绪论部分通过研究背景的阐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简述了国内外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框架安排、难点及创新之处。第二章是二元边际和制度的相关研究,包括二元边际含义的界定和相关理论研究；制度的内涵、制度量化和指标选取的方法,并确定本文出口制度的核心指标。第三章是制度对出口影响的机制分析,阐述了制度对出口影响的理论机制、经验研究,使本文的研究有了理论和经验作为支撑,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区域制度与出口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二者具有相同的收敛特征,这说明制度与出口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论不谋而合,也为第四章计量分析做好铺陈。第四章是实证分析,首先使用固定效用模型进行基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各区域不同的制度水平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不尽相同；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引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用GMM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得出稳健的回归结果。依据第四章的计量分析,第五章得出本文的结论：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水平应该不断提高,同时政府部门应加强对腐败的治理,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市场活力,鼓励出口在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上的增长。除此之外,还应该提高人均受教育程度,提高各地的城市化水平。对东部地区而言,尤其要完善基础设施水平。文章最后提出建议,并指出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