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比较了19世纪著名的英国小说《简·爱》的两个中译本。一个是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最早的中译本。另外一个是诞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比较新的中译本。时间跨度非常大，两个版本一定是有很多的区别。本文的切入点是社会文化条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试图从这个方面来分析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 首先本文论述了翻译的目的。翻译并不是纯粹的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翻译文化学派的学者就认为译者在进行翻译创作的时候，肯定会受到所处年代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使其译作也打上了年代的烙印。这一点相当重要，对译评工作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也就是说，在对某一部译作进行评论时，不能武断地评论某句话是对是错，而要充分考虑到译者的生活时代的意识形态，分析与原作有出入的原因。这样的译评才是客观的，科学的。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本文认为明确作者和译者的立场是很重要的。本文借用了法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安托瓦尔·贝尔曼(Berman)的理论，阐述了译者立场的涵义和分析的方法。本着这一精神，本文对原文作者、译者的生活时代以及两位译者各自的翻译思想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从而为下文的比较评论做铺垫。 其次，本文就着手对两篇译文进行比较。根据奈达(Nida)对翻译标准的论述，译评从两个角度进行。一个是思想内容，另一个是艺术风格。 在思想内容方面，我想既然两位译者都是语言大师，所以在对原作内容的理解上不会有很大出入。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不同，译者势必会有意无意地受到影响。这样一来，他们在措辞造句方面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的。这完全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意图使然。在这部分里，主要是从政治色彩和社会伦理两方面来比较。生活在动乱年代的李霁野在选词造句上势必会比黄源深要激进的多。 在艺术风格方面，本文运用了刘重德先生对风格的定义。主要从两方面来考虑译作是否很好地体现了作品的风格。一方面是宏观的角度，考察译作是否也能在读者群当中产生原来的那种效果，读者是否很好地发挥译入语的语言特点，恰到好处地把原作语言的神韵很好地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是微观的角度，即语言特点上，这两个译作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三十年代的语言和九十年代的语言有很大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对艺术风格的表现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种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本文首先分析了原作的艺术风格。发现这部小说在景物描写、心理描写和语言描写上各有特点。然后分别从三个方面对两个译作进行比较。 通过这一系列的比较，本文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译评关键不在于得出“忠”或“不忠”的结论，而是要明了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每一本译作都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但前提是必须要把它放在一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中。只要是在那个时代里，它帮助人们去了解国外的文学作品，它就是成功的。回过头去看以前的译作，会发现有些不近如人意的地方。但正是这种不断完善，才得以把翻译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