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说”在近代美学思想界有着重要的影响，有人甚至把其比作生物学中的进化论。从朱光潜把这一理论引进中国以来，许多的中国学者接受它，并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上对它进行研究。笔者认为我国古典美学中早就有过对移情现象的注意，只是没有如西方“移情说”那么明确的观念和系统的阐述。本文试图站在我国本土文化的立场上，分析其源流及特点，揭示它在艺术活动中的作用。 本文首先从我国审美移情观念的源流入手，认为我国古典美学中早就有过“移情”观念的论述。“移情”二字多见于我国古代典籍，不过并不是审美意义上的“移情”。尽管如此，从先秦到近代，与审美移情相关的观念一直存在并延续着。 通过对源流的考察，笔者发现，我国审美移情观念深受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有着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移情说”的地方，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心物交融。从中国审美移情观念的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来看，主体与客体是一种相互交融感应的关系。第二，美善统一，我国审美移情观念是导向审美情感对生活积极、主动的反应。第三，情性统一，通过对“情”、“性”二字的界定得出，我国审美移情观念是以情感为基础，又以理性为指导的。第四，崇尚和谐，我国审美移情观念旨归于“含蓄”、“委婉”的艺术境界。 本文还进一步挖掘了我国审美移情观念在艺术生成活动过程中的表现，指出现实的缺失与创作者心灵的期盼产生审美移情动机，使得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满足了宣泄的需要；在艺术作品中审美移情主要体现于作品“有意味的形式”之中，构成丰富多样的审美意象。由于审美移情的作用，欣赏者在欣赏艺术作品中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时产生“共鸣”，参与了作品的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