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联系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货币政策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大。自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开始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向国内不断注入流动性,而当国内实体经济又无法容纳的时候,就会产生较强的“流动性溢出”效应。如此大规模的国际游资不仅抬高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而且集中涌向了率先复苏的新兴市场国家,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对其金融和经济系统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对此,我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池子理论”。这种冲销操作意味着未来规模更大的货币投放,该流动性的大量注入在一定程度上又会通过贸易、利率和汇率等途径流回美国本土,对其经济产生“溢出效应”。所以,本文主要针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博弈下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通过对中美两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可知,两国的货币政策存在较强的联动性,并且一国的货币政策会通过贸易、利率等渠道影响他国的物价、贸易和产出水平。其中,我国货币政策对美国产生的溢出效应比较有限,而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产生的溢出效应较为明显。其次,基于AS-IS-LM货币政策博弈模型对中美两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深刻把握两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影响的方向和力度。研究可知,一方面美国货币政策因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对我国产生不同程度的溢出效应:从对我国产出的溢出效应来看,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冲击更强烈,CPI的冲击则具有滞后性;从对我国货币供应M2的溢出效应来看,美国M2的冲击相对迅速且强烈,其余因素则具有不同程度的滞后性;从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溢出效应来看,除中美两国利率差的冲击具有滞后性外,其余变量的冲击均较迅速且持久。另一方面我国的货币政策因素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对美国的产出、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通货膨胀产生不同程度的溢出效应,并且该效应都会产生相同的特征:反应的范围相对较大,反应的速度相对滞后。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产生的溢出效应范围更大、时期更长、作用更显著;而我国相对不明显。最后,根据上述分析研究提出一些针对我国的应对措施。我们要加强“热钱”监管,防止其冲击;降低国际大宗商品对我国商品价格的影响;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