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素有“蚕丛古国”之称,是中国蚕丝业的发祥地之一。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历来是四川百姓的家庭副业,是关系生计的大事;丝绸产品也是历朝历代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蚕桑丝绸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 重庆开埠后,“近代风潮”沿长江航线涌进四川盆地。20世纪初,四川蚕丝业开始从传统的手工业工场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化,仿效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新式缫丝工厂在四川各地陆续建立。到1930年,全省有缫丝工厂82家,拥有铁制缫丝车5996部,木制缫丝车7960部,其中19家缫丝厂装备了近代机器。这一时期,南充、乐山、潼川等蚕丝产制中心区域产销两旺,四川蚕丝业盛极一时。“生丝、绢织物,四川无地无之”,四川“年产生丝3.5万担以上,为全国出丝省份第三位”,生丝输出在川省对外贸易中“向居首位”。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以后,在内外交困中,四川蚕丝业跌落低谷,甚至出现了“斗茧不如斗豌豆,一两生丝一两芽(豆芽)”的现象。四川地方当局和蚕丝业界为谋振兴丝业,成立了川丝整理委员会,合组大华生丝贸易公司,设立蚕丝改良场,建立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蚕丝生产有所回升。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四川生丝成为政府换取外汇的重要物资,被誉为“无烟的军需品”。国民政府多方策划,积极筹措,欲增加生丝生产,扩大生丝销路,但是收效甚微。抗战胜利后,美国丝织品大量涌入中国,严重冲击川丝生产;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又大力扶持日本生丝,华丝基本上被挤出美国市场。此时国共内战又起,中国大地百业萧条,市场凋敝,通货极度膨胀,物价高速飞涨,缫丝厂家纷纷歇业倒闭,四川蚕丝业界的托拉斯——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濒临瘫痪。民国四川蚕丝业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