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协议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新路径,契合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需求,开创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新局面,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新作为,彰显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新担当,将来也必将实现现代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新跨越。行政协议不仅有利于吹散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火药味,有助于实现科学高效的行政管理目标,也更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双赢。但是,我国的行政协议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对于行政协议识别标准的争论是比较激烈的,且分歧较为明显。行政协议的性质作为行政协议识别的理论基础,是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对于行政协议的性质,在充分论述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契约性的双重属性基础之上,笔者赞同将“行政性”作为行政协议本质属性的观点;笔者认为“行政性”是行政协议的内核、灵魂;“契约性”是行政协议的外衣、载体。对于行政协议的识别标准,笔者认为综合识别标准观点多有陷入构成要件陷阱的嫌疑,而单一识别标准则不能实现准确区分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的目的。笔者建议行政协议的识别应综合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来判断。具体来说就是,形式上的广义主体标准,必要的时候需要“刺破面纱”,探求面纱背后是否存在实质上的行政机关;实质上采用直接目的标准,可以有效防止目的标准的滥用。这样的识别标准不仅能够达到准确区分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的目的,也契合了当前的立法本意,是应势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