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下降的同时保持了财政社会性支出占公共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在财政支出占GDP不断上升时,维持了财政社会性支出占公共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相对稳定,这是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基本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财政社会性支出的不合理因素也是经济增长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寻求经济增长中合理的财政社会性支出政策引发了两个思考:理论层面,财政社会性支出是通过哪些机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呢?经验层面,财政社会性支出的制度是如何变迁的,财政社会性支出政策是如何形成的?本文提出并运用了一个综合凯恩斯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并进行扩展的“社会+经济”增长框架,结合制度分析和政策案例分析,以探讨这些问题。财政社会性支出中的购买性支出作为政府购买性支出的一部分,对均衡产出有正的边际贡献。在长期内,财政的社会性支出对消费的影响为正,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正,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财政社会性支出的不均衡,在人口比例较高、财政社会性支出引致消费能力较强的农村地区,财政社会性支出水平却较低,是造成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长期内,财政社会性支出能够显著地促进民间投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社会性支出的不足是造成民间投资需求不足的一个因素。财政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越来越多地通过人力资本机制来体现,人力资本需求、人力资本形成、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收入分配和区域平衡发展是财政社会性支出通过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社会事业的三个供给者政府、私人和非营利组织具有不完全替代性,我国社会事业体制改革,是由政府供给模式向三者“共担”模式的转型。改革以压力系统下的政策过程为起点,正式制度变迁的进程也受其影响,然而政策过程只是制度演化的一个环节,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是社会事业供给领域内的秩序扩展。政府既不能扮演“社会工程师”的角色,也不能回避重大变革,加强自身执政能力的同时推动政治体制创新,是社会事业供给有序化的必由之路。税收是财政社会性支出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经济增长的成果通过税收调节机制反馈到社会事业领域是政策有效性的关键,但财政资金主导作用还应该通过引导社会资金来体现,必须发挥财政社会性资金投入的杠杆作用,依托政府信用和政策资源,多渠道筹集资金,才能满足社会事业迅速增长的资金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