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理论更多注重纯文本之间的转换,忽视了翻译与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以批判多种文化政治理论为方向,并结合当今文化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促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变”。后殖民主义主要采用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研究视角,揭露强国文化如何通过翻译手段对弱国文化的文化侵略,最终消除文化“中心”和文化霸权,提倡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后殖民翻译理论则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把翻译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揭露翻译活动幕后的权力斗争,即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并指出了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研究而产生的翻译上的文化转变凸出了译者在翻译中起到的主体作用,进而促使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视角。传统观点认为,译者就是翻译的工具,但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也被人们所重视。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因而主体的各种因素不可避免在翻译过程中会有所体现。但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能随心所欲,应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适度把握和操控原作,使源语和目的语这两种语言文化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进而促进这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融合。本文把后殖民翻译理论作为理论视角的出发点,对林语堂《浮生六记》译本进行分析,旨在探索在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其发挥的限制。作者指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应和客体制约性(如译者所处时代,原作和原作者等)只有在翻译中合理共同体现的情况下才能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以及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本文认为,在翻译方法上,纯粹的归化或者异化都会造成文化自恋或者文化排外的现象,而最值得推崇的翻译策略就是“杂合”。本文弥补了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角度研究林语堂《浮生六记》译本体现其翻译主体性的缺陷,并希望后殖民翻译理论这一新的理论视角体系能更加完善,能为跨文化交流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