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启动,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中国人的社会认知发生着剧烈的转型。受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和现代化所带来的不可阻挡力量之影响,西方的理念、制度、技术不断涌入中国,现代心理咨询也随之兴起,并且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不容忽视的社会事实。本文将区别于经济学对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偏重和心理学视角对心理咨询本土化问题的探讨,而试图直面中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事实,在综合经济学、心理学视角的基础上,将心理咨询的兴起纳入社会个体化理论的研究框架,探讨心理咨询在中国兴起与中国社会转型之间的逻辑关系。由于传统问卷调查和定量统计的方法难以满足本研究所要讨论的问题,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取上,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参与式观察,所选择的田野观察点是上海ZY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培训班以及相关的团体心理活动。在本研究中,笔者试图讨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心理咨询作为素以个性、自由为其特质的西方社会的一种知识与实践,何以会在以“集体主义精神”著称的中国社会兴起?第二,心理咨询在中国的兴起反映出中国的个人理念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转变?第三,在具体的心理咨询中,心理咨询师如何影响和“帮助”来访者建立新的自我,从而适应现实社会的转型?最后,国家在心理咨询的兴起和发展中又持有一种怎样的态度,并扮演着什么角色?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转型催生了心理咨询的兴起。一方面心理咨询取代计划经济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人们倾诉烦恼寻求帮助的金钱化的手段,心理咨询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国家的部分责任；另一方面心理咨询将来访者重建为具有自由,独立,能动性等新型品质的个体自我的目标,这与国家经济转型中,减轻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包大揽的福利负担,鼓励个体自负盈亏,从而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相吻合。此外,国家受到来自知识界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心理健康问题的压力,一方面在各地消除心理咨询在中国的“污名化”处境,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国家政策极力推动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可以说,心理咨询在中国的兴起是社会个体化转型的产物,而其发展则是国家与市场“合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