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核心,阐述了葛兰西是如何影响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在运用葛兰西的理论中又是如何挪用甚至改造葛兰西的。因此,本文所阐述的实际上是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接受问题。面对时间虽不长(如果从 1964 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算起的话),但却足够纷繁复杂的文化研究的历史,本文在写作思路上,力求以“史”为经,以“人”为纬,以个案为“点”来组织结构,由面到点地分析葛兰西与文化研究之间的细密关系。具体来说,本文第1 章阐述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文化观,二是他的领导权理论。葛兰西文化观的核心是启蒙思想,即把人们从原始自发的“常识”(commonsense)状态中解放出来,提升到“健全的见识”(goodsense)阶段,从而能认识自己,认清现实,为反霸权和争取新的领导权打下基础。对葛兰西来说,这是领导权的基础,是领导权发展走向的保证;没有这一基础与保证,即便是暂时获得了领导权,如法西斯,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权。由此,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并不就是一种单纯的权力争夺,它应当以人民大众的解放与进步为根本目标。就领导权本身来说,其根本核心是一种通过赢得大众的同意而不是通过压制大众而实施的统治方式。领导权的争夺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葛兰西称之为“阵地战”(war of position)。在这其中,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发挥着在特定社会集团(或政党)与大众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与大众和社会集团一道,形成与霸权相对抗的“历史集团”(historicalbloc)。历史集团的形成是赢得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第2 章中,我们分析了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传统对葛兰西领导权的接受。本章首先梳理了葛兰西在英国传播的几个阶段,然后分析了文化主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及其解决方法,这为雷蒙德·威廉斯接受葛兰西打下了基础。但威廉斯对葛兰西领导权的接受更多的是一种挪用,即把领导权看作是一种“文化”,这与霍尔结构地运用领导权有着根本的不同。在第3章中,我们重点分析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对葛兰西的接受。总起来说,这其中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由早期结合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而强调主体的同质性到强调主体的异质性,由强调霸权一方的统治到强调反霸权一方的能动性。本章我们还通过对三个个案的具体分析阐述了这一点。第4章我们集中分析了葛兰西接受中的一个“重镇”——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可以说,没有霍尔对葛兰西理论的大力推荐和运用,葛兰西的理论也不可能在文化研究中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本章通过三个方面阐述了霍尔对领导权理论的接受,一是霍尔对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具体阐述,二是霍尔运用领导权理论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三是霍尔的“接合”理论对领导权理论富有创造性的发展。在第5章中,我们通过分析拉克劳、墨菲的话语理论,具体阐述了他们是如何在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