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大量闲置与城市建设用地日趋紧缺之间的矛盾迫切呼唤完善的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制度予以调整。2015年开展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以及2018年提出的宅基地“三权分置”理论创新为我国宅基地制度的重新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全新的理论方向。农村宅基地上的权利经历了从“两权模式”到“三权分置”的构造变化,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在此改革背景下应当被重构为在判断农民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后资格权是否消灭的基础上,传统宅基地使用权扣除资格权后剩余权利的退出。通过对浙江义乌“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集地券”模式、安徽金寨“助力扶贫+退出补偿+多元奖励”模式和宁夏平罗“插花安置+土地收储+以地养老”模式进行考察和分析,归纳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在“三权分置”改革政策下存在的新问题和探索的新做法。“三权分置”政策内涵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宅基地使用权退出立法的滞后和不成体系使得我国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制度缺乏较高层级的统领性规范,法律支撑存在严重不足;“三权分置”政策与现行宅基地立法之间衔接不紧密导致两者不仅在法律术语的解读上存在争议,在某些基本原则的适用上也发生分歧。货币补偿在补偿形式多样化的改革趋势下仍然是宅基地使用权退出不可或缺的一种补偿形式,随着宅基地使用权退出规模的不断扩大,补偿资金存在缺口的问题愈发严重;并且,退出补偿范围和标准的不科学以及长久以来对宅基地上土地发展权的忽视进一步导致了宅基地使用权退出补偿制度的不完善。宅基地使用权退出是一个复杂的权利变动过程,其顺利进行需要健全的配套机制供给,宅基地使用权退出配套机制供给的不完备是各试点地区宅基地使用权退出遭遇众多阻碍的重要原因。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所确定的农民集体及其成员的权利主体地位缺失,地方政府主导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在实践中成为主流,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实践与“三权分置”政策的设立目标存在矛盾。此外,相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则是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制度自构建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重大问题。为完善“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制度,首先要完善其顶层设计,即明确“三权分置”政策的基本问题并使其制度化,同时健全多层级的宅基地使用权退出规范体系;其次,完善宅基地使用权退出补偿制度要创新宅基地使用权退出补偿形式并拓展资金来源,合理确定退出补偿的范围和标准,同时考虑自土地发展权衍生而来的退出宅基地的增值收益;并且,完善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制度应当健全相关配套机制的制度供给;此外,根据“三权分置”政策的理论要求,应当确立“集体主导+村民自治+政府管理”的宅基地使用权退出模式,实现政策要求与具体实践的统一;最后,应当根据农民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后的具体去处对退地农民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分别确定不同的社会保障完善措施,同时有条件的适用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反悔机制进一步保障农民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