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国是一次大考。疫情袭来时,“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由此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依法治国,把国家和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在防控疫情过程中,这一制度优势迅速转化为规范高效的防控效能,使疫情防控工作更加精准科学、更加有力有序。中国抗疫的成功是科技与法治合力的作用,抗疫的成功经验必然启示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法才能正确地解决法与科学的关系,因此论文实际考察了社会主义法的优越性,以及资本主义法的历史局限性,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正确处理法与科学关系的思路。马克思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精神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在抗击疫情的时代背景下,以社会主义法的科学性为考察对象,毛泽东提出“搞宪法就是搞科学”,社会主义法的科学性体现了法与科学关系的成功融合。法与科学的关系在整个法哲学历史上有其历史依据和唯物史观依据。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基于唯物史观展开,形成了关于法与科学关系的正确认识。实践证明,新冠疫情是一件重大世界历史事件,有些国家在疫情面前进退失据,给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中国成功通过这一大考,是依法抗疫与科学抗疫相结合的成果。这一实践的深层历史意义是启示我们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法,社会主义法的优越性到底是什么,也可以启示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是什么,其历史局限性是什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抗疫实践证明法与科学比较疏离,也从反面启示我们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学作为客观知识,并且体现真理的绝对性,是唯物史观最基础的范畴,这一逻辑必然确认科学与法的密切关系。在实体方面,与社会生产生活相关的科学是法的真正基础和核心内容。由于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与科学是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有双重性,是人民的意志,又是客观规律和科学的意志。依据唯物史观原理,社会主义法可以更加自觉地处理与科学的关系,在立法中更好地反映科学进步,更加顺畅的将重要科学结论上升为法,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等重视,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法的科学性、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