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排名,我国长期处于一种“高腐败、高增长”的悖论之中,Leff(1964)提出的腐败“润滑剂”理论为这种现实提供了理论支持。在体制相对落后的地区,企业可以通过贿赂当地官员获得产权保护、争取稀缺资源、进入管制行业;而官员从贿赂活动中取得灰色收入,客观上会对其形成激励,提升行政效率。但从长期来说,腐败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腐败往往会引发社会不公、影响政治稳定。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制度建设渐趋完善,腐败的非正式制度效用逐步减小,而其破坏正常经济秩序、形成社会不稳的弱点在不断放大。“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前所未有,对公务员阶层形成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在各级官员之间蔓延,现实中的表现就是懒政怠政、行政效率低下,对经济发展形成了不利影响。已有学者发现反腐败会在短期内抑制经济发展,社会上也对长期高压反腐的后果提出疑问。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特殊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对辖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本文以2012-2016年5年间因反腐败落马的地方市长、书记为研究对象,从政治不确定性和政府干预的视角出发,研究反腐败对辖区企业投资的影响,并观察政治关联及市场化水平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相比于官员更替,反腐败会显著抑制辖区企业的投资水平,这种影响当年就会消失,不存在时滞性;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能够削弱反腐败的投资抑制效应。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反腐败的不确定性对其投资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间存在着异质性,其个人特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投资。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下列建议:加强市场假设,制度改进要与反腐倡廉同步进行,通过规则的完善与透明祛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政府机构要及时披露信息,在现有模式下,纪委通报对违纪官员进行调查后,相关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够明朗,而投资的信息观表明,在情况不明朗前企业会延缓投资,此时信息的及时披露具有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