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于20世纪40-50年代、以原子能、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扩大了国际分工。尤其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蓬勃发展起来。它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更为直接的推动力，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更为密切。新科技革命的爆发和迅速在社会各个领域里全面深入地发展，首先是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这场新科技革命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渗透性，它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它不但促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也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的转型。就如其他的任何事物一样，新科技革命的爆发和进一步全面均衡的发展也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有其客观的社会条件，即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因素。　　二战后，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特征逐渐呈现出来，新科技革命要求社会体制适时地作出调整和变革。可以说，新科技革命在苏联是发生了，并在一开始就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使其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但苏联在二战后长达40余年的时间仍坚持着极权专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制，这就是阻碍新科技革命在苏联全面均衡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新科技革命的爆发和迅速发展需要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需要一个能为广大民众、尤其是为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提供一个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施展自己才能的政治空间。这样，广大的科学创作者在拥有自己的合法权利并得到切实的保障时，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不至于有被打入“冷宫”的感觉。而在苏联社会体制中，却长期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极权的现象，整个社会缺乏民主风气，官僚主义和腐败严重，党和领导人脱离群众，损害群众的利益。象苏联这样一个在帝国主义包围圈中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广大的人民群众希望更多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要求有一个更为理想的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但恰恰相反，有思想和独到见解的人却受到钳制、打压、甚至肉体上的毁灭，使人们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不敢有积极探索的精神。苏联这种长期极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与新科技革命的均衡发展轨迹相悖离，使新科技革命在苏联的均衡发展缺少根本的政治前提。　　在经济上，苏联过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则表现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军事化。苏联的军事化经济在历史上曾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20世纪50年代后，尤其是到70年代，世界经济条件以及其它国际的客观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经济规模的庞大，门类繁多，世界新科技革命风起云涌，蓬勃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国家的干预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国家社会的竞争不再是军事力量的比拼，而是以科学和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苏联原有的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下的军事化经济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高度集中和硬性指令实际上已经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时，必须有促进高效率、激发主动性和责任心的新机制，不能再依靠强制性的命令。同时，规模庞大繁杂的经济也需要发挥各方面特别是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性。但苏联仍是过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以“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为指导，是行政命令体制下的军事化经济，以军事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的比重大大高于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同时军事化经济自身的特性也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自我封闭，苏联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经济处于隔绝状态。这也就是新科技革命不能在苏联均衡发展的基础性的原因。　　纵观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和继续发展，首先发轫于思想领域里的革命，以思想观念的解放、变化、更新为先导。只有在思想上不迷信权威，具有积极进取的钻研和冒险精神，并且这种革命精神不被禁锢，才有可能产生创造的灵感，进一步推动对未知世界的研究和探索，在此基础上引起某一领域里的革命，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在新的科技革命时期，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更需要科学工作者的独立钻研和探索精神。但苏联极权专制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思想文化体制却正束缚和窒息了人的这一革命创造精神，极大压制了人对未知科学领域的追求，阻断了与世界先进领域的联系，从而也就使新科技革命在苏联缺少均衡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动力。　　新科技革命在苏联的失衡发展，虽然军事力量强大，但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却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人民的消费水平提高缓慢，市场供应紧张。同时，与发达国家公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相比，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苏联人民却长期生活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之下，这就在人民心中形成巨大的反差，对现存的社会体制产生不信任感和排斥。当这中因素与其他的各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并发展成熟时，苏联在经历了74年之后，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