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严衍对《通鉴》正文的增补多具有正史依据,这是《资治通鉴补》的价值所在。严衍和司马光在如何看待历史上存在分歧,在如何看待《通鉴考异》的学术价值上存在不同,都源于严衍没有认清《通鉴》《目录》和《考异》三者互有所司、各有侧重的辩证关系。在正统观和纪年问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则源于严衍不明白《目录》具有“年表和正历”作用的情况下肆意所为。《资治通鉴补》是一部瑕瑜互见的史学专著。关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补》的成书背景,本文通过二人的生活环境和创作背景的对比后,指出：司马光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在三大助手刘放、刘恕和范祖禹的协助下历时十九年完成的《资治通鉴》是一部伟大的编年体通史。严衍和他的弟子谈允厚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历时三十年完成了对《资治通鉴》的增补工作,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资治通鉴补》仍是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著作。关于《资治通鉴补》的增补情况,本文在对《资治通鉴补·唐纪》八十一卷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后认为：严衍是在没有研究《通鉴目录》的情况下,对《通鉴》纪年问题妄加评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严衍在对《通鉴》正文尽量核对正史情况下,对《通鉴》进行的增补,多有史实依据,是《资治通鉴补》的价值所在；但是,严衍对《通鉴》正文的增补偏多偏滥,多依据司马光废弃不用的史料,用这样的史料对《通鉴》进行增补,只会涨膨《通鉴》。对《考异》的补正,既有删除,也有引用；对《考异》的删除,是严衍没有认清《考异》学术价值的一种体现,也是其自身存在学术缺陷的一种表现；将《考异》普列的异说之一补入《通鉴》正文,尤不可取,是《资治通鉴补》的最大败笔。对胡注的补正,同样是既有删除,也有引用；对胡注的大量删除,也是《资治通鉴补》的败笔之一。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严衍长于校勘,对《通鉴》的校勘工作做的非常扎实；而考证工作则明显不足。尽管如此,严衍还是对《通鉴》的错误做了大量的订正,功不可没；对《通鉴》的正文做的大量补充,有些是必要的,使得《通鉴》在史实的完整性和编纂的严密性方面有不小进步；但有些是多馀的,有胀膨《通鉴》之实。《资治通鉴补》作为一般历史读物,其阅读价值不大；但如果将《通鉴》和《资治通鉴补》逐条对比研究,进行科学的系统分析,对《通鉴》进行校勘和整理,其学术价值则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