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旨在通过梳理西方美术史上两次对阿诺德·豪塞尔艺术社会学巨著《艺术社会史》方法论的批判,向中国读者呈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中叶艺术史上的所做的贡献及其困境,以及以阿诺德·豪塞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理想与困惑。在面对以贡布里希为代表的传统经验主义艺术史家的批评,豪塞尔大而化之的历史唯物主义批评方式显得粗糙和武断,缺乏实证的价值判断在经验主义事无巨细的实证历史方法下漏洞百出,那么这样的艺术社会学方法到底价值在何处?豪塞尔在5年后的《艺术史的哲学》中重申了社会艺术史的界限,以及艺术社会学能解决什么样它所能解决的问题。并坚持艺术分析中的文化价值判断是有意义的。在上世纪80年代,在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复兴的年月里,豪塞尔再次以先驱者的姿态得到关注,但此时持有新艺术史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豪塞尔局限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的理解和运用,以及保守知识分子的陈旧视野,使得他不能关注诸如在艺术史分析中女性、种族、同性恋的问题,并无法摆脱精英主义、男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在新艺术史学者看来自大傲慢的姿态。以T.J.克拉克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豪塞尔的艺术社会学没有能正确有效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几经发展和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方法在新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甚至变成了如库尔贝般的推动社会改革的文化武器。但毋庸置疑,克拉克的反思是基于豪塞尔方法论的缺陷及30年来学术界对这些缺陷的反复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