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在经济、政治、教育、军事、外交等领域都有深入、专业的思想以及突出的事功,张謇研究涉及众多学科,但是其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却是一以贯之,即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张謇提出实业救国、教育兴邦,认为这是国强民富的根本之道。张謇清醒地看到当时的民族危机不同于王朝更迭,也不同于太平军、捻军叛乱,而是工业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全面冲击和根本破坏,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这也并非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武装军队就能解决的,中国必须要革新社会,普及教育和科学知识,建立并全面发展实业,真正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进行民族之间的竞争。张謇是开放、包容、革新的儒家,他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新知识,“博取而精择之”;同时他又认为中学为立身始基,提倡中国的旧道德,反对全盘西化或言必称西化。面对西方工业化及西方文明的冲击,张謇抓住中华振兴的核心问题——工业化,并且舍身饲虎,投身实业、教育,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无数新路。张謇的探索说明,儒家并不阻碍工业化,也能学习工业化、发展工业化甚至能够更好地促进工业化。张謇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对儒学思想发展有深入研习,是科举制度的佼佼者——状元。张謇认同桐城派“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深受桐城派大师的影响,从文风、学脉方面讲应归于桐城派。张謇入募庆军多年,跟随庆军统领吴长庆,参与平叛朝鲜,从军经历增益了张謇的男儿血性和担当意识。张謇认同明清之际顾炎武和黄宗羲的学问、气节和品格,深受他们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对于王夫之,张謇也有研习;对于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及其湘军,张謇更是佩服有加,他认为这是近世儒家思想经世致用的代表和巅峰,后人难以企及。正因为如此,张謇重视学,更看重学以致用,学习就是要服务百姓、改造社会,而不是坐而论道、高谈阔论。张謇认为兴实业,当由士大夫先之。儒学应该治实用的学问,并将实用的学问用于实用的事业。士人必须担负起振兴实业的责任,而不是学而优则仕或者埋头做对社会、民生无益的学问。张謇最终弃仕从商,致力于实业、教育,源于其儒家士人的担当精神,也根植于其宏大的儒商理想,即实业救国、教育兴邦以及地方自治。张謇秉承儒家思想,虽然“术”与“道”有天然的区分和隔离,但是它们也有必然的渗透和相互作用。张謇在具体的商业经营中也常常引用儒家经典进行说明,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无时无刻不影响其商业的具体运行。对于《周易》,张謇用力颇深,在完成周易研究专著的同时,他对易经的学术史也深有体会,认同朱子的《周易本义》的相关阐释。张謇创立的大生集团取名源自于易经,深刻反映了《周易》的仁爱与民本思想。张謇实业救国的核心主张就是“父教育、母实业”,以父母关系比喻,也充分体现了易经的阴阳和合观念。张謇在具体的商业经营中,比较注重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战略的适时调整,这与易经饱含的通经合变思想有本质性的联结。张謇一直倡导的“棉铁主义”也与易经中刚柔相济的思想相通。张謇对于儒家的礼学思想着实重视,在乱世之中,这种倾向有增无减。张謇提倡礼学更多,主要也是因为当时社会混乱,人们价值观缺失,六神无主。在具体的商业运行中,张謇比较注重商业市场中的“礼”,即商业竞争需要有序,不能恶意竞争,最终害人害己。在企业的管理中,张謇提倡“以严为轨”,主张严格管理。张謇崇尚中庸之道,认为圣人之道即中道,且“人皆可以为尧舜”,普通人只要尽人道、尽职守,同样可以入圣人之域。区别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张謇提出“大利不言、生财有道”,实质上对儒家义利思想在工业化背景下有积极的发展和创新。从“取”到“生”,从“小利”到“大利”,本质上是张謇看重儒家应该对社会整体财富有所创造。张謇认为,遇到利益鉴定或分配困惑时,应把握“裁利于义”的原则,即用“义”来裁量、裁定利益,解决何利可取、应取多少的问题。张謇也注重区分“公利”和“私利”的区别,认为人们应该追求公利,对社会、民生有所助益。张謇在利益分配上,受西方现代企业思想影响,肯定合理的利益报酬,同时他也始终坚持“以劳取利”,厌恶并不耻不劳而获的商业模式和行为。张謇注重人的诚信和企业的信用,提出“忠信笃敬”的四字原则,具体体现在其信用观和用人观中。张謇认为商业成功的法门不外乎“勤苦简朴”,其中他尤其注重节俭之美德。中国在商业上处于混沌迷茫、一穷二白的阶段,张謇认为中国的商人应该团结起来,形成一定的合力。张謇的儒商商道至今仍有深刻的内涵和魅力,究其根本在于合理地处理官商关系。张謇创造性地提出“绅领商办”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组织形式臃肿、效率低下之时,在观念陈旧、政府禁锢森严的历史环境下,开辟了民营企业的商道模式。张謇在具体的企业经营中、行业的选择、利益的分配等重大问题上,有深思熟虑的考虑,因此张謇的商道观念和精神于今天仍有极强的榜样价值。如果按照西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和标准,张謇无疑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主要、关键的企业家精神指标,张謇都符合并有一定超越。张謇身上所具备的爱国、仁爱、奉献、勤俭、自强、务实等儒商精神与工业文明并行而不悖,甚至是非常好的补充和融合,这些精神在今天价值有更高的凸显。如果理性地反思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其弊病具体表现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福利主义,张謇的儒商思想和实践表明,儒家宝贵的道德伦理资源可以与工业化有更好的磨合和融通。张謇是中国儒商的典范,是儒家圣人在商界,也是中国企业家的难以逾越的巅峰。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人们不仅应该关注其可贵的实业实践,也应该细致考量他的思想构建和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