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大会是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中最具代议制特征的国际机构,是联合国会员国阐述各自立场、协商共议全球性事务的场所,同时还是联合国的审议和决策机构。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全球性组织以及多边谈判平台,联大汇聚了世界目光。联大讨论的议题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而且议题进入联大以后就有可能在后续审议的基础上最终成为联大国际决策。联大的议程设置是当代全球治理进程中建立规范、标准以及确立政策路径的关键步骤。随着全球影响力的提高,中国亟需与之相配套的联合国大会议程设置能力来影响联合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全球性策略、规则与执行制度,从而在联合国人权治理领域起到引领作用。中国须破除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人权话语霸权和制度霸权,进一步提升中国在联大人权议题中的话语权,从而真正建立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符的国际人权话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并不断完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提高中国在联大人权议题的议程设置能力,既必须遵循现行的国际人权秩序和规范,更须借助联合国人权机制在国际关系中进行实践。联合国大会人权议程设置谈判话语中基于科学、道义精神以及利害关系论述方面的强大的逻辑论证,是影响会员国谈判话语说服力和人权议题议程设置能力的关键因素。作为多边谈判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证性谈判是联合国大会人权议程设置多边谈判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其说服力能够促进谈判的说服力,提升谈判者的谈判能力,进而提升其议程设置能力。中国若想要成功地在联合国大会及人权理事会中设置人权议程,掌握议程设置权,必须提高论证性谈判的说服力和能力。本研究根据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人权议程设置中发挥的不同角色将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合作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1年（有限参与）,第二阶段1991年-2012年（充分融入）,以及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主动引领）,以不同阶段中的标志性事件,例如第一阶段中《发展权利宣言》在联大的设置、第二阶段中联大对人权理事会的设立以及第三阶段中中国所倡议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在人权理事会的通过等三个案例为例,考察中国在有限参与、充分融入与主动引领等不同角色中在联合国大会及其下属机构人权理事会设置人权议程的谈判中影响论证性谈判策略的因素,研究中国在联大人权议程设置的各阶段中是如何运用论证性谈判策略来论证己方人权立场,反驳他方攻击而提高己方谈判说服力及论证能力的。研究结果显示,论证性谈判提高了谈判的说服力,在联大议程设置的谈判中产生了显著的效果。联大议程设置中,谈判的说服力既受到谈判者、受众等论证本身因素的深刻影响,也受到制度、规范及外部权威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在《发展权利宣言》中,中国运用论证性谈判的效果主要是受到论证本身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在论证本身因素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运用了类比、参考已经确立的原则以及考虑国际受众的共同利益等策略;在外部环境因素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论证中主要考虑到了“自决权”这一既有国际规范的影响。在中国参与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议题议程设置谈判中,中方谈判代表自身因素及其在论证中所使用的类比策略以及制度化、规范和外部权威等因素均影响了论证性谈判的说服力。中国积极遵守联大议事程序与规则,深入学习了联合国中业已存在的国际人权规范与原则,努力为己方论证获取合法性,积极运用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在《人权理事会》议程设置的谈判中更加熟练地运用了论证性谈判策略来论证自己立场、主张的正当性。中国在人权理事会《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议程设置的谈判中,中方代表积极推进了该议题的磋商与谈判,在谈判与论证中多次提及该议题的公共产品及共同利益属性以说服人权理事会成员、非政府组织、各国民众等国际受众,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中,中国代表不仅遵守了联大及人权理事会的议事规则,还提及了“公平正义”、“合作”等国际规范,对国际人权规范的态度呈现出主动塑造与引领的新变化。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人权议程设置各阶段的进程中,运用论证性谈判策略维护己方人权立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反驳西方国家对中国及中国所参与议题中立场的指责、诘难,实现了自身说服力的提升,促进了人权议程设置能力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还发展出了以“生存权”、“发展权”为核心的人权话语,以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时代标志的国际人权话语,在联合国大会人权议程设置中逐渐实现了从边缘走向中心,从有限参与到充分融入,继而引领联合国人权事业发展方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