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外交”作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形式,它是历史的产物,有着特殊的政治语境。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这段历史时期里,对中日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冷战国际格局的制约以及东西方阵营对立,外交活动的空间非常有限;特别是建国初期所执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与一些意识形态相异国家的政治关系的发展变的极为困难。因此,“人民外交”由于其非官方或半官方属性,以及灵活的对外交往方式,成为了新中国开展对外关系工作的重要载体;以“人民外交”辅助官方外交,成为开展对外活动的基本方式。因此,通过对新中国成立至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历史时期内“人民外交”对中日关系影响的考察,对探寻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的原因,以及当今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人民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及历史内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同时通过与民间外交的辨析突出其所包含的特殊政治语境。其次,通过对“人民外交”的提出、开展、调整、转型以及对中日关系所产生影响的考察,梳理出在1949-1972年这段历史时期内,“人民外交”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最后,试对“人民外交”对中日关系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做出总结,并从中得出粗浅的启示。本文的结论是:“人民外交”虽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通过“人民外交”所达成的协议并非有力的官方外交条约,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以及在“美日台”条约体制下,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人民外交”大量撰取经济利益,同时满足了日本保守政府稳定国内局势、发展经济、平衡各方利益的需要;一方面却不改敌视、侮辱中国之立场。面对日本政府的如此行径,中国政府只能以完全断绝中日关系作为应对。并且,面对日本国内在友好名义下发起的要求重开贸易的“国民运动”攻势时,中国政府陷入了意识形态困境。因此,鉴于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的现象,以及中美关系改善后中日关系迅速正常化的历史现实,“人民外交”向民间外交的转型就具有了必然性。时至今日,通过民间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仍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必要环节。但是中日关系最终走出阴晴不定的历史怪圈,仍有赖于日本政府能深刻反省历史问题,以及东亚权力转移之际中国国力的稳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