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基于产品内分工原理对制造和服务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造,通过流程分工深化催生了制造和服务外包浪潮,进而对服务业和制造业效率产生深刻影响。目前,全球外包市场竞争激烈,发包商在进行合作伙伴的选择时往往基于“先国家,后伙伴”的原则,更多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我国的服务外包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无疑是加快发展服务外包的重要途径。因此,构建服务外包的制度环境和生产率效应分析框架,系统分析服务外包发展的制度环境及其生产率效应,对于应对全球竞争新格局,加快发展中国服务外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以往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制度环境通过产权制度、国家或政府的法律与政策制度、非正式制度三个层面影响服务外包发展的分析框架,并对服务外包的制度环境进行了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利用不变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模型和超越对数(Translog)生产函数模型对中国服务外包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了测度与分析,进而讨论了中国服务外包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制度原因。首先,本文概述了服务外包、制度环境与生产率。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发展呈现以下特点：发包方以发达国家为主,新兴市场份额逐步扩大；承接方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接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传统领域仍占主导,新兴细分领域不断涌现；交易方式不断拓展,服务模式持续创新。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环境对于服务外包发展有特别重要意义。服务外包对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作用,表现在增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改善外商投资结构、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和突破服务贸易壁垒四个方面。其次,对服务外包的制度环境进行了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构成了市场制度以及其他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由于服务外包产业的特殊性,产权制度在服务外包产业上最为突出的体现便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既符合承接方的个体利益同时也符合承接方国家的社会利益,是个体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平衡的产权制度；(2)国家是服务外包宏观制度环境构建中的重要主体；国家或政府的法律及政策制度可视为法律制度、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贸易政策和商业政策的组合；国家制度变量的有效结合、协调共进可极大的降低服务外包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3)非正式制度环境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概念,正式制度环境与非正式制度环境共同构成了服务外包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并在二者的共生演进中,一同推动着服务外包产业螺旋式的升级与发展。(4)服务外包制度环境变迁的效应包括区位竞争力提升效应、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接着,对服务外包的制度环境进行了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无论是所有样本,还是分发达国家样本、发展中国家样本,其宏观制度环境的各个变量与服务外包额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关系。(2)就世界范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而言,宏观制度环境的有些变量对服务外包的作用方向一致,有些则不一致。(3)发达国家制度变量对服务外包额增长具有正向系数变量的个数明显多于发展中国家。然后,对服务外包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服务外包可以通过技术外溢、降低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促进产业升级四种机制来影响生产率；服务外包影响生产率的路径包括通过技术示范与模仿、通过产业集聚带来的地理邻近和关联、利用网络强弱关系和通过人力资源培训。再次,对中国服务外包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了测度与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无论是使用不变要素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还是使用超越对数(Translog)生产函数来分析,对于制造业来说,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对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效应都为正,并且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要大于制造外包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2)对于服务业来说,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都为正,并且制造外包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要大于服务外包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交互影响,即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制造外包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能够更好地促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后,讨论了中国服务外包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制度原因,主要结论有：基于生产率效应的视角,我国服务外包发展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服务外包的“低端化”抑制了技术外溢效应、服务投入的“内部化”制约了成本降低和专业化分工效应、服务外包的“滞后化”阻碍了产业升级效应。究其制度原因在于：(1)产权制度障碍,表现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到位、事业单位改革严重滞后、公共服务市场化不足。(2)法律制度缺陷。我国法律法规不健全,寻求法律保护的成本较高,法律执行的偏差较大等。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较高的交易成本也影响了服务外包活动开展。(3)支持政策缺陷。许多政策倾向于支持制造业,导致服务业发展受到多种政策歧视。(4)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影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束缚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万事不求人”的习俗和“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模式抑制了服务外包需求、消费者话语权不强、社会信用环境欠缺等。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大力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发展、放松服务行业管制、完善知识产权制度、降低外包企业成本和完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等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