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市场中,证券公司作为重要的中介机构,其行为举动关系到上市公司以及各个参与者的利益甚至会影响证监会对其后续业务的审查态度。证券公司是否有职业道德操守是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保荐制推行以来,证券公司身兼两职——承销商和保荐人,其重要性更加凸显。然而,现实中平安证券的“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案”、兴业证券的“欣泰电器欺诈发行案”等承销商负面新闻在媒体上屡屡曝光,将作为案件当事人的承销商推向了资本市场的风头浪尖。承销商被利益蒙蔽双眼,成为公司的“帮凶”,必然应该接受相应的警告和处罚。自2006年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颁布以来,定向增发成为一种全新的备受上市公司青睐的股权再融资方式;根据Wind数据库的统计,从2011年到现在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数始终超过IPO募集资金数,特别是在2016年,定向增发的额度达到顶峰。因此,承销商在定向增发中日进斗金,有必要以定向增发为大环境,进一步检验承销商在定向增发市场的作用以及证监会对承销商的行政处罚效率。本文选择2011年9月1日至2017年2月15日作为研究期间,并选择申请财务类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作为整体样本,从三个方面考察证监会对承销商的行政处罚效率。首先,本文研究证监会对承销商的行政处罚与其客户定向增发通过率以及通过时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相比于未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承销商,受到行政处罚的承销商其客户定向增发时的通过率会显著降低以及通过时间会显著变长;其次,为了进一步检验证监会对承销商行政处罚的效率,本文从上市公司的角度出发,基于专用性资产相关理论,考察上市公司在申请定向增发时行政处罚是否会使得上市公司变更其IPO时的承销商,为了避免受到IPO与定向增发期间其他噪音的影响,在总样本中选择首次进行定向增发且在2004年以后上市的公司(2003年10月9日《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中决定从2004年起施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IPO时的承销商受到证监会处罚时,上市公司首次定向增发时更愿意变更IPO时的承销商。与此同时,以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ROA)为分组变量,考察不同盈利能力的上市公司选择定向增发主承销商的差异。本文研究发现,盈利能力较低的上市公司更偏向于变更受到处罚的IPO时的承销商。最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承销商声誉对承销商行政处罚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不论是监管者的角度还是上市公司角度,承销商声誉对行政处罚都没有调节作用。本文对于推动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机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特别是近些年来对于证监会加强对监管较为宽松的定向增发的约束作用。首先,监管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的建立,通过承销商声誉机制规范承销商行为,为新股注册制改革建立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其次,监管机构在新股发行审批时更应该关注那些盈利能力较差的公司的基本面,更加合理地引导上市公司的财务类定向增发行为。本文研究创新之处在于:已有的文献对于承销商的考察多集中于IPO市场,但比较少的关注在定向增发市场中承销商的相关特征对企业股份发行的作用。本文以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作为承销商的衡量特征,而本文发现未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承销商更有助于缓解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证监会通过行政处罚机制,影响“犯错”的承销商其后续的财务类定向增发业务,进而约束承销商的自利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