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后期,以“太阳社”的创作为肇始,“左翼文学”发展到茅盾,这期间情爱与革命是并行不悖的,情爱的释放与集体的革命激情并不矛盾,“情爱”还并未完全沦为一种道德论断“资源”,女性的身体并未完全被急功近利的革命意识形态挪用为“批判的武器”,或者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彼此颉颃互竞的“战场”,前者并没有试图侵入后者的叙事场域,将之加以改造,使之意识形态化,情爱基本上还是一个属于人性本身范畴的中立化语词。另外从创作者身份看,“左翼文学”文本的创作者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创作者本人投入文本,对主人公的想象与创作者自身角色合二为一的叙事状态,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作者自身的情爱表达,而当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份的作者把目光投向民间,试图去表现“革命在底层引起的风云激荡”时,对民间人物情感的关照,往往流露出五四启蒙传统的底色。到了延安文学时期,五四启蒙时期知识分子积累起来的精英意识开始受到颠覆。知识分子的情爱言说,尤其是对民间情爱的言说开始受到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文艺体制的严格规训,知识分子自身的情爱表达也形成了某种中断。与此同时,政治意识形态也开始了对民间文化伦理的重塑,以防后者的不羁与活泛逸出预设轨道,削弱革命的文艺表达。而到了“十七年”文学时期,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情爱表达随着《青春之歌》等作品的出现,似乎得到了延续,但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此时重回文本的知识分子形象,相较左翼时期,其身份已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从革命道路的指引者一转为被指引者,具有了“赎罪人”的身份,其在现代革命中的历史定位也得到了某种“调整”。而此时文学的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更加标准也更加合乎“规矩”的叙事态度和叙事策略。性与爱相分离,在革命的对象这一面,只保留了对“性”的叙写,并常常将之转换成“兽欲”的同义词,革命对象、阶级敌人一般都有性无爱,反之,革命主体往往有爱无性,根据情爱的叙写对象,分别进行了由表及里、由语词到意义内涵的重新修饰,重新编码。从“左翼文学”到“十七年”文学,由革命中的情爱到革命化的情爱,其中展现的其实是两种不同“质”的叙事资源；同时与红色革命理论本身的“政治神学化”追求有莫大关系。而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性与民间道德伦理的舆论制约性浑然一体地结合,也是利用了情爱在民间文化伦理形态中的某种“不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