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与社会自觉总是相生相伴。改革开放在带来经济腾飞和社会富足的同时,也催生了公民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威权政体与公民社会之间矛盾交织的宏观背景下,衍生出城市治理中的邻避冲突现象,不仅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冲击,使政府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更因公共设施的选址与建设遭遇困难,而有损公共利益的实现。本文以城市化进程中公民因反对邻避设施建在“自家后院”而引发的邻避冲突为主要研究对象。邻避冲突在我国作为一类新兴事物,因其与环保型群体性事件有交集,所以常常被当做群体性事件的一类加以研究。本文通过对邻避冲突与环保型群体性事件概念的辨析,使邻避冲突脱离于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学研究叙事,从公共政策的视角以规避邻避冲突的发生为旨归。引发邻避冲突的原因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本质原因：因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会引起公民基于邻避情节的不公正感知和对潜在危害的现实恐惧,而制度上公共决策过程的封闭、利益表达渠道的阻塞和内部监督机制的缺失是诱发邻避冲突的直接原因；本质原因在于邻避性公共设施的政策利益分配结构失衡,即邻避设施产生的公共福利由广大公众所共享,而其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却由设施附近社群全部承担。只有把握邻避冲突的本质诱因,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治理邻避冲突的对策。风险社会的到来使传统封闭式的决策模式四面楚歌,而民主治理决策模式却应运而生。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要求公民积极参与公共决策并充分实现环境正义。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民主行政理论从回归“社会公正”和促进“公民参与”两个方面为邻避冲突的规避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方面,基于“选择性激励”原则,给予邻避受损社群经济—心理—健康的复合型环保回馈措施,同时增加享有收益的公众的成本,努力实现各社群收益共享,义务均摊。另一方面,创制完整的参与性制度工具,拉长公众参与链,使公众参与到邻避设施的立项、方案制定、项目执行和政策评估等各个环节。在民主治理理念下,通过创新政策工具为平衡多元利益诉求,实现邻避冲突的有效规避提供了指导方向。从近年来邻避冲突典型案例的治理路径来看,政府往往采用行政管制的决策模式,事前封闭决策,事中政策推销,事后通过停建来迅速熄灭群众之火,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对策略和处置方式不能实现邻避冲突的有效治理,反而加剧了邻避冲突的升级。面对利益分化、官民信任差距拉大和公民无序参与等挑战,我们需要对原有决策模式启动转型并提供具有可行性的规避之策,那么,转向哪里?如何规避?这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