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重点从《唯物论者启示录》系列五部作品：《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青春期》(这种说法是张贤亮在华夏作家网一次访谈录中提到的)来分析张贤亮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异。 57年一场反右运动以章永磷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被打入社会底层甚至被流放，除了劳动权力外被剥夺了一切社会权利，剩下的只有一种动物求生的本能。这种非常态的社会导致了作品主人公章永磷的知识分子身份遗失，作为知识分子身份内涵的精神特质也将丧失殆尽，在这种艰难的境遇里，他并没有完全忘记自己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于是在苦难中寻找遗失的身份：肯定自我改造的人生道路，接受错误路线对他的人生进行重塑并在这种错误的认识思路下寻求知识分子身份，通过自觉认同血统论，发现自己的人性弱点，向劳动人民学习，进而不断的“自我超越”，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按照章永磷思维模式看，他必定能寻求到知识分子身份。这种观点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加给他的，是他人格扭曲的表现。可是一个人连基本的生存、生理需求都不能满足时，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不可能的，自我超越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身份想象而已，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超越。章永磷在艰难的境遇里思考他的命运，只不过想保持知识分子身份的一点特征而已。此时章永磷的个人意识和政治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以求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他的话语言说方式与公共话语不谋而合。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兴盛的物质主义潮流，重新确立了一个以物质财富多少作为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这就打破了以知识和精神境地作为价值评判的社会规则，在这种价值标准下，处于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的边缘。知识分子新的意识思维尚未建立，内心深处正经历着异常激烈的灵魂风暴，知识分子一种无所适从的身份焦虑感油然而生。《习惯死亡》的主人公“我”就描绘出一个心灵遭受重创的知识分子孤独、苦闷、无望的精神世界，用形而下的欲求表示形而上的追求，即用堕落表示超越，出现了知识分子“我”在意识思维重建下的迷失，知识分子身份再次遗失。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成为90年代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时，张贤亮具备了儒商兼作家的身份，这次身份转变对创作的影响在于：他从早期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对主流政治的认同，后期作品转变为文化个体独立的精神思考以及知识分子理性精神的高扬。福柯说过：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到了《我的菩提树》、《青春期》，“我”更能以理性的精神面对历史进行远距离的反思。文章表面是在讲述历史上发生的人为灾难，文章的深层氤氲着“我”的理性批判精神。理性批判精神表明“我”在身份迷乱后又重新回归了知识分子身份，呈现出“我”作为知识分子身份迷乱后的再度高扬。无论是对迷失知识分子身份的“我”的生命感觉和生命体验的抒写，还是对“我”回归知识分子身份时对“我”的灵魂和深度心理层面上进行理性的审视，这时的话语实践摆脱了外在的政治、道德、文化的意识形态羁绊，表明话语言说方式在身份迷乱与重建中的个人化。在张贤亮小说中知识分子身份变异的过程中，男主人公在实现个人价值时都昂扬着一种男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