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借贷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重要来源，适度的借债和有效的资金运用及管理有利于债务国的长期经济发展。1982年墨西哥引发的拉美债务危机拉开了国际社会关注发展中国家债务积压（Debt Overhang）问题的序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深度负债，大多数学者认为一个重要的成因即是主权借贷双方的不负责任行为，两者都存在过度借贷的倾向。由于目前国际上尚缺乏一套公平、透明且具法律约束力的主权借贷规则，所以借贷双方的不谨慎借贷行为都还未受到应有的惩治，这就迫使国际社会应对债务危机的主要之策还在于事后的债务减免。　　事后债务救助机制包括公共救助、市场救助和传统自愿性债务重组救助等等，这些救助机制都是对债务积压理论的广泛运用，只是存在流动性减免和削减债务存量的差异而已。这些广泛开展的事后救助机制也不乏规律可循。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社会的救助机制从最初以债务重新安排和新贷款计划为主到基于市场的债务存量削减机制，但这一自愿性的债务削减并没解决贷方的集体行动困境，布雷迪计划则创新地使用菜单方法从官方的角度对市场化削减进行了确认，并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集体行动困境。拉美债务危机的解决历程是债务积压理论下流动性减免与清偿力减免的充分运用，而这一解决历程也出现在对非洲的债务减免中。非洲一直处于国际社会发展的边缘地带，20世纪70年代的债务危机并未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而绵延成今日的债务困境(debt distress)，在经历了传统债务减免、重债穷国动议（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Initiative，HIPC）与多边减债倡议(Multilateral Debt Relief Initiative，MDRI)之后，国际债务减免机制已然成型。为了维护国际减债成果，IDA在2006年推出针对非优惠借款搭便车的惩罚机制，并指责中国是搭便车的国家之一。基于对国际债务减免成果的分析，本文结合中国对外债务减免概况以及中国政府优惠贷款，分析中国如何在国际减债领域发挥作用，并最终为消除搭便车争议且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提供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