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延啜碑》、《铁尔痕碑》、《铁兹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塞富列碑》、《苏吉碑》是漠北回纥汗国时期的主要碑铭。由于它们是回纥人留下的原始记录,因此不论是在语言学,还是在历史学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19世纪以来,东西方突厥学界都对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突厥语文学。然而,由于学科壁垒的存在,突厥学界的跨学科研究工作进展缓慢。同时,治史者不通语言,研究语言的学者不具备史学基础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以文献语言为基础研究历史,以历史记载为基础研究语言,是解决碑铭研究中所出现的疑点难点的捷径,也是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的最佳切合点。为此本文以语言历史学和民族语言学理论为指导,采用语言对比、史料归纳、对照辨别的方式,对漠北回纥汗国时期的《磨延啜碑》、《铁尔痕碑》、《铁兹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塞富列碑》、《苏吉碑》的语言特点和历史资料进行重新梳理。本文的主要结构分为三部分:前言、正文、附录。附录包括参考文献和后记。前言包括回纥汗国历史和文化概论;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语法概述;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研究回顾和得失;研究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意义和方法。此章中笔者认为,回纥的族源应为鲜卑,其族名意为“森林民”,而其汗国尚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同时,笔者赞成我国学者否认突厥如尼文粟特说,认为其是产自蒙古高原,在图画文字基础上的音素—音节文字。正文部分按照传统上的碑铭创作年代依次叙述,包括碑铭概况、研究概述、拉丁字母转写、汉语译文、注疏论证、语言特点、历史资料。其中,前两部分是对碑铭的常识性介绍;转写、译文部分主要是综合各家所长,提出己方建议;语言特点是指碑铭中比较突出的、具备代表性的语法规则、语音现象;历史资料则是从碑铭中所概括的重大历史事实。第一节中关于语言特点,笔者认为古代突厥语的s/(?)方言的结论为时过早,且古代突厥语多数句子属于流水句,缺乏必要的连接。因为受汉语影响,其意合手段明显。关于历史资料,笔者认为cik是鞠,而非学界所认为的炽俟。同时,笔者还认为idg是阿跌,而三旗突厥人则是突厥的核心部族。第二节关于语言特点,笔者认为古代突厥语中的换位复合法实际就是现代哈萨克语中谐音构词法的前身;γ可作为动词过去时第一式附加字。关于历史资料,笔者认为早在4世纪时回纥先民的可汗已经登基;早期回纥汗国的官职并不完善;回纥早在756年就侵入塔里木盆地;对于oγuz/uyγur这对同音名称,区别的关键必须依靠时间、地点和记录人。第三节关于语言特点,笔者认为古代突厥语第三人称代词产生较晚,格的构词能力在下降。关于历史资料,笔者认为yolluy qaγan与北魏拓拔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7世纪分裂的一部分乌古斯与8世纪分裂的乌古斯汇合后,成为伏尔加河—南俄草原上人口最多的突厥族;裴奇内格就是由7世纪分裂的一些回纥属部联合锡尔河流域的一些部族组成的;可萨分为鲜卑系和突厥系,大约8世纪,他们在里海汇合,并建立国家。第四节关于历史资料,笔者认为:摩尼教进入漠北,主要有三条路线:河中地—塔里木—中原—漠北、河中地—高昌—漠北、河中地—西突厥—漠北;最早大概于6世纪开始进入漠北;回纥改宗摩尼的一个背景就是争夺汗位;在漠北回纥汗国的强盛期,高昌已经成为东方摩尼教的中心。第五节关于历史资料,笔者认为:在西迁以前,回纥的一部分就已经进入甘州地区,并经营此地;8世纪后,回纥国势开始西倾,同时也加强了在高昌、焉耆、龟兹等地的统治。第六节关于语言特点,笔者认为:该碑的写作手法显然有别于叶尼塞碑铭,用韵形式与回纥汗国碑铭也有所不同。关于历史资料,笔者认为:摩尼教在不同的部族间发展是不平衡的;黠戛斯人使用的是鲜卑语,它是比古代突厥语还要早的一种语言。由于本人是从事语言工作的,因此过多依赖用语言文字判断族源,用民族关系来考察语言,这势必导致过多重视语料释读,忽视古籍记录。这是本文无法回避的先天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