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逐渐深入。但是,随着贸易开放的一步一步发展,我国国内的分配格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重大变化,收入不平等问题也随之显现其严峻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使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增加产出成为现实要求。劳动力资源属于最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其能否得到合理利用是决定产出能否快速增加的先决条件。然而,我国存有较为严重的就业结构失衡问题,其中尤为明显的就是性别就业结构失衡。通过针对性分析贸易自由化对性别就业差异的影响,厘清其影响程度与影响机制,进而探求缩小性别就业差异的渠道,有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社会中的劳动力资源,在增加产出与收入的同时,以缓解和消弭性别工资差距为切入点,改善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本文首先对前人研究及相关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总结,经过该过程,笔者发现,针对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性别就业差异现象,学者们进行原因解释时,主要关注国内因素,较少考虑开放和贸易的因素。目前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影响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当谈及到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类别就业及其不平等化的影响时,学者们的研究对象通常集中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情况变动,且研究结论不一,主要包括贸易自由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化与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类别就业不平等无影响的结论。而关于贸易自由化对性别就业差异的影响,学者们未能达成一致结论,针对中国国内情况的文献较少。最后,影响机制分析部分,本文认为,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三个传导途径影响性别就业差异,第一是影响不同类型产品的相对价格,第二是改变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第三是带来技术进步变革。前二者已有成熟的理论作为支撑,而技术进步这一路径仍需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本文还分别对贸易自由化与性别就业差异的概念界定与度量方法进行了总结、对比与归纳。关于贸易自由化,学者们给出的概念虽大致相同,但给出的角度和囊括的范围均有不同,并未达成共识。本文在对比分析不同观点之后,确定本文所研究的贸易自由化既是一种状态,更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最基本的要求是贸易保护水平的降低,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中性化”、政府干预弱化与开放性的统一。关于性别就业差异,主要囊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由劳动者自身条件所决定的性别就业差异,二是由于性别歧视所导致的性别就业差异,本文的研究更关注后者,因为这是可以积极做出改变之处。除此之外,通过对比分析,贸易自由化程度与性别就业差异的度量方法最终分别选用贸易依存度与性别工资差距指标进行衡量。在进行实证研究前,本文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当前中国的贸易自由化现状与未来趋势和性别就业差异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和分析解释。数据显示,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988年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且1988年以后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然而,从1992年至2016年间,我国AHS加权进口关税税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结合政府的政策导向进行考虑,我国正处于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深入的阶段,且目前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趋势不会改变。而关于性别就业差异情况,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不论在哪个年龄段女性的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水平都低于同一年龄段的男性,而失业率虽然都是随着年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但女性劳动者的失业率普遍高于同年龄段的男性劳动者,尤其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除此之外,性别工资差距与男女技能水平差距问题也仍然存在。所以,现状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因政策导向与国际环境有加深趋势,另一方面,中国的性别就业差异问题较为严重。最后,本文选用CHIP微观数据库中1995年、2002年、2008年和2013年这四个年份的城镇调查数据,首先进行Heckman检验,测试是否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而后引入地区距海岸线最短距离的倒数这一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中国贸易自由化对性别就业差异的影响,结合现状分析所呈现的一些典型事实,得出贸易自由化对两性就业均有正向影响,但在总体上扩大了性别就业差异的结论。且在外部冲击越大,竞争愈激烈和市场对高技能工人需求更大的时候,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深化往往会愈发增加男女劳动者之间的就业差异。同时,引入贸易自由度与技术进步交互项的实证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在自身影响性别就业差异的同时,也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而作用于性别就业差异。此外,通过按照受教育水平高低划分组别进行子样本回归,发现随着群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性别就业差异逐渐被缩小。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阶段应当坚定不移地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同时积极利用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背景,增加女性劳动者的受教育与培训机会,从劳动力供给的源头上促进两性平等,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得以提高,并加强反歧视立法与相应的监督机制和执法机构建设,消除矗立于女性职工面前的行业壁垒与职业障碍,还可以通过媒体进行宣传和普及两性平等意识,构建良好的文化氛围。除此之外,女性劳动者自身应当转变观念,努力争取提升自我,最终达成缓解乃至解决性别就业差异问题的目的,实现社会的效率与公平,进而达成改善收入不平等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按照针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就业差异的一般性解释、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贸易自由化对性别就业差异的影响以及贸易自由化对性别就业差异的影响机制四个主要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概括、梳理和分析;第二,前人相关研究均采用面板数据或者单一年份的截面数据而未考虑到不同年份的区别,本文选取多个年份的样本进行回归,并结合不同的年份背景进行对比分析;第三,针对中国贸易自由化与性别就业差异关系的文献大都未全面考虑或者在实证分析部分探究其影响机制,本文在对中国贸易自由化影响性别就业差异的三个主要路径进行分析的同时,将技术进步变量及其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交互项纳入模型,从而能检验贸易自由化对性别就业差异的影响机制;第四,使用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包括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法、缩尾与截尾回归以及按受教育程度分组回归,尽可能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