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犯罪的手段和犯罪对象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法律制定时的社会关系,因此法律自制定时便已开始滞后于社会。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30余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火箭式”发展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问题的急剧增加。法律制定时立法者没有或者难以考虑到的新的犯罪方式、新的犯罪对象不断出现,而作为基本法的刑法不可能随时修改。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条件下,只有不断扩张我国刑法条文用语含义才能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例如犯罪对象“财物”一词,在最初只有贷币和实物财物的涵义,因为那时候的社会没有除此以外的可以代表财物的东西;慢慢的,支票、股票、信用卡、消费券(卡)、股份等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财产性利益”这个概念悄然而生,逐步扩充了财物的概念;再后来,网络出现了,虚拟财产诞生了,财物的涵义被大大的扩充了。作为记载双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借条、欠条常常的运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近年来,不断发生盗窃、抢夺、抢劫欠条案件,欠条是否属财产性利益定侵犯财产罪总会引发各方争议。因此,我们有必要明确欠条在刑法上的定位。本文通过对债务人从盗窃犯处购买欠条行为刑法定性的分析,试图为今后处理类似案件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案件的基本情况。首先介绍了案情,然后介绍了对本案定性有无罪、盗窃罪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诈骗罪(预备犯)四种不同的观点,引起争议原因主要源于对刑法规定侵财罪对象“财物”含义及盗窃罪对象“财物”含义的不同理解,其次源于刑法理论界对欠条本身的法律性质争议及司法解释“有价支付凭证”含义的不同理解。第二部分是案件相关问题的法理分析,法理分析部分又分为五个层次进行论述:一是对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财物”进行分析说明,对“财产性利益”含义、种类进行重点阐述,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应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财物之中,从而得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包含财产性利益;二是重点阐述了并非所有的财产性利益均能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三是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欠条的法律性质,一方面分析了欠条本身是否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财物性质;另一方面论述了只要欠条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唯一凭证,欠条属财产性利益应纳入侵财罪的犯罪对象;第三方面论述了,从形式看欠条属于盗窃罪司法解释中的有价支付凭证可成为盗窃罪对象,但一律纳入不具实质合理性,欠条要成为盗窃罪对象条件是欠条系债权债务关系的唯一凭证;四是阐述盗窃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既遂标准,关健看是否能随即兑现,被害人是否能通过挂失挽回损失。能随即兑现不能通过挂失挽回损失的被害人失去为既遂,反之要兑现才为既遂;五是对诈骗罪对象与盗窃罪对象中的财产性利益含义进行比较,因二罪行为方式不同,是否要求行为当时取财不同决定诈骗罪财产性利益范围广于盗窃罪,能成为盗窃罪的财产性利益必须有物质载体或依附于实物,而诈骗罪无需。第三部分是争议案件的分析结论,分析了无罪观点的理由是全盘否定欠条是财物,但不问具体情况一律否定欠条是财物观点不当,故定无罪不妥。认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观点一方面认为将欠条一律视为财物不妥,另一方面又将欠条视为财物,小偷魏某兑现欠条以前盗窃未达既遂,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前提是上游犯罪已达既遂状态,故此观点错误。结合前述法理分析,因争议案件欠条并非债权债务关系的唯一凭证,故此欠条不属财物,肖某购买欠条目的是为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免除债务创造条件,属诈骗预备,因数额巨大,应以犯罪论处。第四部分为本案研究启示:一是不能机械的理解刑法条文用语含义。二是在进行司法认定时,在不突破刑法用语含义前提下,解释刑法用语含义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原则是按此解释结论将某种行为纳入或排除犯罪圈具有实质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