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3年《公司法》确立股东大会作为上市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以来,有关股东大会的政策不断完善。日益丰富的实证研究和不断发生的中小投资者抱团否决股东大会议案的现象都证明着股东大会的治理作用。年度股东大会为众多中小股东提供了一个与大股东及管理层面对面沟通的平台,他们可以直接提出质询也可以通过投票权表达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有可能为了降低会议上异议股东的不满情绪而提前进行市值管理。而我国突出的二类代理问题则有可能加剧公司的上述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机构投资者又是否能起到积极的监督作用?本文以2016-2018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为研究样本,主要研究会议前公司的市值管理行为以及二类代理问题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上述行为的影响。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本文有如下发现:第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会进行市值管理,存在正向的超额回报;第二,股权集中度越高的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的市值管理行为越突出,这意味着二类代理问题的存在会加剧公司会议前的市值管理行为;第三,机构投资者会抑制公司在会议前的市值管理行为,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会议前公司的市值管理越不突出。特别地,当基金或者QFII持股比例越高时,会议前公司的市值管理越不突出,这意味着机构投资者发挥了积极的监督作用。接着,本文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发现上述结论依然稳健。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本文还发现,上市公司在会议前主要通过季度性应计盈余管理与信息披露管理等信息操纵的方式进行市值管理,且公司过去一年的业绩表现越差,其在会议前进行市值管理的可能性越高。本文的研究从理论上拓展了关于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研究,侧面佐证了股东大会的重要治理作用,同时,也为完善股东大会相关政策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