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转向近代的关键时期。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与发展,以及清末政治及社会局势的压迫,教育革新和“废科举,兴学堂”逐渐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因此,无论是清末新政中的顽固派,还是激进派,都将目光集中在教育改革这一方面,以期为清政府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在双方的相互争斗和妥协之下,兼具了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特色的新式学堂,便成为清末教育革新的主推方向。自1901年到1927年,在官方力量和地方士绅民众的共同支持下,贵州新式学堂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陋到完备、从曲高和寡到深入基层的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在这二十多年时间中,贵州教育界,乃至贵州社会,因为新式学堂的出现和发展,掀起了巨大的变革。新式学堂逐渐取代了书院、私塾等传统教育模式在贵州各阶层民众心中的地位,成为贵州主流的教育方式。另一方面,随着新的教育模式的产生,必然会导致旧的教育模式的灭亡,但是旧有的各项教育资源也会成为新的教育模式成长发展的养分。贵州新式学堂在学堂经费、校址设施、师资力量、教授内容等多个方面,充分利用、吸收以及融合了贵州传统书院的各项教育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吸纳学习西方学校教育体系。因此,不同于晚清以前的传统教育模式和民国初年模仿欧美的学校体系,新式学堂逐渐形成了兼收并蓄、新旧杂糅的发展风格和特性,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过渡。本文在坚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材料分析的手段,对清末民初贵州新式学堂的发展情况进行简要的梳理与分析。并选取贵州大学堂这一具体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学堂管理、课程规划、师资来源等多个角度,分析贵州大学堂的发展特点,从而总结出,清末民初贵州新式学堂呈现出的巨变性、杂糅性以及过渡性的特点。